扬帆，这个“潘扬事件”的当事人，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坎坷曲折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初的春天里，结束了25年冤狱生活的扬帆，回首往事，捡拾自己沧桑的历史残片，百感交集，觉得最为充实舒心和怀念的，还是自“皖南事变”突围后抵苏北盐城，参加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段难忘的岁月……

皖南来的首批突围者

    扬帆祖上是常熟知名的书香门第。参加新四军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化戏剧界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支援一批知识分子去加强文化工作。扬帆以上海地方协会派赴三战区的“慰劳三战区将土演剧团”副团长（团长为吴大琨)的身份，率领五六十人的队伍于同年3月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由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坚决挽留，扬帆改变了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主意，同意留在军部从事文化工作，不久又调至军部担任中校秘书。1940年初任军法处科长。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扬帆在突围中与部队走散，凭着对党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与胡立教一起克服多种险情和困难，冲出敌人的封锁区，终于找到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委廖海涛。经廖安排又穿过敌人的封锁线，2月中旬到达苏北东台。当扬帆他们满眼泪花地握着在东台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一师师长粟裕的双手时，才真正体会到“到家了”的幸福感觉。陈毅当时就说：“你们(还有胡立教、叶超等人)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

    听了扬帆有关“皖南事变”的情况汇报后，陈毅感叹地说：“项英同志对国民党的斗争太软弱了，因此吃了大亏。”接着又说：“这打的啥子仗嘛，哪能把兵力分成三路突围?!该集中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的一个方面突围嘛!这样分散兵力就非打败仗不可了。”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直和项英在一起，对项英非常了解。他简单扼要地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当时给扬帆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后来，扬帆曾吟诗一首，以纪念初到苏北与陈毅的会面与谈话：

《谒 陈 公》
儒将丰姿犹昔健，殷勤垂询劫馀身。
挑灯细认风霜迹，拔剑时问叱咤声。
扼腕常嗟孺子算，横眉还恨妇人仁。
频频注目华中笑，十万旌旗杀气腾。

    扬帆等人在东台稍事休整后即赶到盐城军部，向政委刘少奇详细汇报事变经过。刘少奇肯定了扬帆等人归队的行动，并根据他们汇报的“皖南事变”的具体材料，立即草拟了向中央的报告。

    鉴于“皖南事变”后突围干部的陆续到来，刘少奇任命扬帆和胡立教担任“皖南突围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凡归队的新四军官兵，均需经过军部审查委员会严格的审查，过关后才能重新安排工作。不久，陆续从皖南分散突围到盐城的新四军将士达到三百多人。他们都先后接受了审查，其中包括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文化村”的村长

    1941年夏季，在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前夕，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迁到阜宁农村的停翅港和汪朱集，设在盐城的文化机关、团体也随军部一并迁抵阜宁。

    年底，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上海的英法租界和香港相继被日军占领，许多从事抗日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士被迫转移阵地，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而陈毅代军长在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亦想调集一批文化人到苏中、苏北，以加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于是，一些港沪文化人士接踵而至，其中知名者有：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孙冶方，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家贝叶，教育家白桃，小儿科专家沈其震，自然科学家孙克定，名记者范长江、重庆《新华日报》女记者刘述周，作家夏征农、黄源，文艺理论家蒋天佐、艾寒松，翻译家、《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戏剧家阿英、孟波，音乐家贺绿汀、何士德，画家胡考，木刻家赖少其，历史学家吕振羽，著名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日本问题专家张百川，舞台装置专家池宁，还有高扬、包子静、亚丁、林淡秋、扬帆(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时叫殷扬)等文化新闻界人士。真可谓一时文人云集，群星荟萃，为苏北抗战的新文化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42年8月底，陈毅考虑将苏北的文化人集中起来，在阜宁的卖饭曹设置一个“文化村”。因为卖饭曹位于军部所在地停翅港与华中局所在地汪朱集之间，地点适中，且有新四军军部招待所，往来联系及活动较为方便。

    说到“卖饭曹”的来历，相传明朝初年，一些曹氏家族从苏州阊门迁徙到淮安府庙湾场——今阜宁县城西南方向约45华里处定居，从事盐业生产。当时，从庙湾场到淮安府有一条官道必经曹氏村庄，且官府车马、南北客商，熙来攘往。因此，曹氏经营的卖饭小铺便在官道旁应运而生了。20世纪40年代初，卖饭曹因其成为文化人的集聚地而闻名遐迩。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文化村于9月16日在卖饭曹正式诞生了。这是苏北文化人的一件喜事。受陈毅的委派，扬帆担任文化村的村长。

    扬帆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从表面上看，他瘦骨铮铮，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点酒，遇到不顺眼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范爱农。然而，他又与范爱农不同，他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勇于实践，所担负的又是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文思敏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显然，他是文化村“村长”最合适的人选。

    文化村长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担任军部、华中局与文化人之间的联系事宜；二是主持文化村的工作；三是办好食堂、俱乐部，照顾好文化人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和安全。那时，住在文化村的主要有扬帆、阿英夫妇、范长江、胡考、池宁、铁璎、天然、李明、徐雪寒、孙冶方等十几个人，在文化村附近，还住有“军鲁工团”的贺绿汀、行政学院的车载、抗大华中分校的薛暮桥、《盐阜大众报》的王阑西以及钱俊瑞、吴蔷、沈其震、骆耕漠、孙克定、林山等一批文化人，他们经常到文化村聚会，或挥毫作书，或交流棋艺，或赋诗唱和，感情融洽，思想活跃，气氛热烈。

    尽管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扬帆不负众望，总是热心地为文化人服务。按军部规定，这些文化人一般都享受团级干部待遇，发衣服、日用品，每月还发特别津贴费二三十元，供他们买香烟和零用。根据地军民，特别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师领导人，对这些文化人关怀备至，使他们深为感动。早在 1941年的夏天，华中局便专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钱俊瑞任书记，统一管理华中地区的报刊、学校、文艺和文化干部，并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以及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文委书记钱俊瑞等经常到文化村，看望并慰问文化人，鼓励他们搞好抗日文化工作。陈毅代军长更是文化村的常客，他经常与文化村中的文化人推心置腹，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切磋艺文。有时，他还用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丁粥来招待文化人。饭间漫谈，饭后畅叙，心情怡然，相处甚欢。

    1942年中秋之夜，陈毅亲临文化村，兴趣盎然地和阿英、胡考、扬帆等文化人一起赏月赋诗，畅抒情怀。才华横溢的扬“村长”即兴赋诗一首，诗云：

《中秋吟月》
漫漫长夜独巡行，高处寒凝慎莫惊。
浴水徒怜存洁癖，拔云犹见嫉邪心。
晦明圆缺随人眼，雨露风霜铸尔情。
自有清辉千古在，何须佳节一时吟。

    这首情文并茂的短诗，充分体现了扬帆的独特个性，体现了他那种嫉恶如仇、一尘不染的“洁癖”。

    文化村成立后，除了文化人各自写作外，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遵照陈毅关于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创作的指示，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并推荐钱俊瑞、扬帆、黄源、胡考、贺绿汀、范长江、阿英七人为委员，扬帆、黄源、阿英三人为常委。阿英还主动承担了《盐民传》和《宋公堤》的写作任务。之后，当条件具备时，陈毅即指示创办刊物。先是在《盐阜报》上复刊文艺版《新地》，以后正式组成了编委会，将《大众知识》改名为《新知识》，由阿英、王阑西、车载负总责。对此，陈毅十分关心，专门与阿英等交谈，具体指示《新知识》杂志的方针、风格为：“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二是应钱俊瑞部长的要求，帮军政治部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为军直机关指战员演出。

    文化村内专门设立了俱乐部，每周六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人自娱活动，陈毅经常到文化村俱乐部来参加棋赛。在文化人自娱节目中，贺绿汀边拉小提琴边唱歌，颇受大家欢迎，每当他演唱，俱乐部总是挤满了人，当地群众也来观看。

    有一次，陈军长来到文化村，一群文化人围着他要求他表演节目。陈毅清了清他洪钟般的嗓子，开口便用法语唱起了《马赛曲》，一曲终了，掌声雷鸣，大家被陈毅的激情所感染，同时更加由衷地敬佩这位身经百战、满腹经纶的儒将。

    1942年11月10日，张云逸副军长从淮南来军部，文化村俱乐部专门召开欢迎晚会，业余剧团演出了《罪与罚》。与此同时，在扬帆、阿英等文化人的指导和推动下，卖饭曹村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该村分别成立了文化组和教育组，发动青年与群众刷写抗日标语，编写抗日歌曲和戏剧《阴阳界》、《渔滨河边》等节目，并采用荡湖船、踩高跷、小杂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宣传抗日道理，动员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他们还广泛丌展成人教育、识字教育和跳秧歌舞等活动，动员学龄儿童上学读书，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所有这些卓有成效的宣传文化活动，使卖饭曹村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抗日高潮。

    文化村成立后不久，军部和华中局得悉日伪军将在1943年初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的情报。于是决定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至淮南黄花塘。行前，陈毅专门布置黄克诚照顾在苏北的文化人，并特地将扬帆留在盐阜地区，住在三师师部，负责照料文化人的生活安全，并指示扬帆迅速组织文化村里的文化人向东坎、八滩方向转移，分散打埋伏。阿英全家被安排在射阳河边的华成公司住，邹韬奋被安排到阜东县八滩镇附近的大杨庄杨芷江家里“打埋伏”(后来邹韬奋耳病严重，又转去上海治疗，不幸在上海病逝)。正因为陈毅、黄克诚、扬帆等精心安排和照顾，所以日伪军于1943年初对盐阜区实行第二次大“扫荡”时，在苏北的文化人均安然无恙，几乎未受任何损失。后来，根据组织安排，这些文化人，有的回上海，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随部队行动。至此，文化村也就完成了她光荣的使命。

“湖海艺文社”的发起人

    “湖海艺文社”是继文化村之后建立的又一个抗日文化团体。扬帆作为文化村村长，积极参与筹建并作为发起人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1942年10月25日，盐阜区参议会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首届会议正式开幕。刘彬、曹荻秋、骆耕漠、白桃、唐碧澄、计雨亭等和各县参议员以及各界人士代表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开幕这天，陈毅写了题为《盐阜区参议会开幕感赋兼呈参议员诸公》七律一首：

列强风雨苦相摧，腐朽犹存是祸胎。
碧血前驱流万斛，新坟后继起千堆。
飘摇专制霸图尽，茁壮新生民主来。
应知天定由人定，日月重光世运来。

    陈毅的诗在《盐阜报》发表后，到会的参议员和诗很多。《盐阜报》选载了阜宁县参议长王朗山、建湖县副参议长杨幼樵和参议员乔耀汉、盐城县副参议长唐碧澄等人的《敬和仲弘公议会开幕感赋原韵》诗。

    由于陈毅等人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诗文唱和，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地方士绅。为了扩大文化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陈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阵地，以便更好地开展诗文活动。于是，在盐阜区参议会进行期间，陈毅于10月27日约请了阿英、范长江、黄源、彭康、扬帆等人，走访庞友兰、杨芷江等士绅，具体商讨成立诗文社事宜，指示起草诗文社缘起。参议会闭幕的当天，陈毅亲自来文化村，确定了诗文社的组织章程。11月1日，陈毅又约请阿英、李亚农、白桃、王阑西等人以及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乔耀汉、杨幼樵、计雨亭6人，继续商讨诗文社成立事宜。杨、庞二位已拟名为“湖海诗文社”，其取意有三：陈元龙湖海文士，因军长而起；盐阜有射阳湖、黄海，因地而起；宋诗“湖海楼开名士集”，因雅集而起。经进一步商讨，又将“诗文”改为“艺文”，以期能更广泛地吸引书画、金石诸方面人才。当时签定之发起人为：陈毅、彭康、李一氓、范长江、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计雨亭、姜指庵、王冀英、顾希文、乔耀汉、杨幼樵、薛暮桥、叶芳言、李亚农、车载、沈其震、王阑西、白桃、扬帆及阿英等22人。拟邀请人社者共43人。同时，决定各区负责人为：射阳顾希文，建阳乔耀汉、唐碧澄，阜宁王冀英，东坎庞友兰，八滩杨芷江，部队为陈毅。淮安、涟东、滨海、盐东四县，由王阑西负责接洽。并决定由杨芷江起草《湖海艺文社缘起》，由阿英起草《湖海艺文社社约》。由盐阜区著名士绅、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杨芷江起草的《湖海艺文社缘起》里，说唱了它的宗旨：“创设湖海艺文社于阜宁县文化村，期文字之唱酬，俾声气之求应，海内爱国之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设徒精意于刻画，肆情于风月，致贻雕虫之讥，更启玩物之诮者，则亦非同人等所敢闻命也。”

    《湖海艺文社临时社约》共有六条：一、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由发起人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秘书处审查合格者，得为本社社员；二、本社采取单纯组织，设秘书三人，成立秘书处，处理一切，每界大会改选一次；三、本社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二次，各分区每二月雅集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均得随时召集。四、社员诗作，随时交秘书处，分期发表，辑印成书，有裨抗建专册，另设丛书单行；五、本社不收社费，印刷雅集所需，随时公告，社员自由资助；六、社员不愿继续在会，可随时申请退出，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仁亦共弃之。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陈毅特意为其作长诗一首，名为《湖海艺文社开征引》。诗中，陈毅“兴会淋漓至”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抒发了“豪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的壮阔情怀，并且鼓励各阶层文化人士在抗日工作中，“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不久，陈毅即离开盐阜区去高邮湖西部署反“扫荡”斗争，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艺文社的活动。在陈毅的倡导下，《新知识》共创办了6期。当时张爱萍、吕振羽、李一氓、范长江、扬帆等及各界人士，写下了不少光彩熠熠的诗篇。陈毅还从高邮湖西寄来自己的诗章，如《送沈、张诸君赴延安》、《大柳巷春游》等，在《新知识》和其他报刊上发表。

    诞生于苏北抗日根据地肥沃土壤中的湖海艺文社，成为苏北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奇葩，在陈毅精心培育下，在阿英、扬帆等各界文化名流土绅的共同扶植下，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向阳怒放，越开越艳。

作者简介：于海根 ，江苏无锡人，1960年生，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处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江苏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研 究员、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盐城市读者协会副会长，平时以研究新四军史、海盐文化史、地域发展史擅长，发表论文30余篇。
作者单位：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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