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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与盐的历史渊源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手机版本]  [扫描]  发布时间:200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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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佚名

    盐城,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姓“盐”,至今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那么,盐城与盐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呢?

从“盐铁官营”谈起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们的生活,没有一天能够离开盐。作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大国,谁不知道盐为“五味之首”?记得吗?在陆文夫的著名小说《美食家》中,曾有一段主人公朱自冶“口吐莲花”介绍盐之妙用的精彩情节!

    盐在人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奠定了它在古代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将盐列为各地与玉石、金、铜、铁等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资源。书中记载的“猗顿用盬盐起”,就是先秦富商靠经营池盐发家致富的实例。春秋名相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官山海”,大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的盐铁专卖政策,它使齐国迅速致富,成就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不过,尽管管仲倍受后人推崇,他死后的数百年里,除锐意变法的商鞅外,却很少有人效仿他的强国之策。直到汉武帝时期,朝廷因连年征讨匈奴,中央财政日渐空虚,而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才发现铸钱和煮盐对国家赋税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催生了在中国历史上时断时续实施了长达2000余年的“盐铁官营”政策。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将冶铁、煮盐的经营权全部收归中央政府。就盐业官营而言,盐商们只有得到政府的特许,才能以交纳重税为条件获得经营权。因此,在各地,特别是食盐产地设立盐政衙门,派驻盐官,就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必备条件。也正因为实施这一政策,古盐渎县应运而生!

    远古时期的盐城,就像今天尚未开发的完全原始生态的滩涂,是一块广袤无垠的濒海、卑湿、荒凉之地,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在此从事渔猎活动,人烟却极其稀少。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为参与中原争霸而修筑邗沟,却因此改善了南北交通条件,为盐城带来一次最早的移民。汉初,盐城境内北部属古射阳县,是射阳侯刘缠的封地;南部,则是吴王刘濞的封地。此时,先民们经过数百年的艰苦开发,煮盐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最为重要的产业。汉景帝时期发生“七王之乱”,挑头的正是吴王刘濞,他之所以反叛,政治上是为了抵抗削藩,经济上则是因为他长期“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具备了“国用富饶”,敢于谋反的经济实力。可见,此时盐城的煮盐业已经相当兴盛。到了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时,盐城煮盐业的规模,已足以使中央政府感到有了置县管理之必要,遂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在此设立了盐渎县。

    盐渎,是盐城的“乳名”。渎者,沟渠也。明代《盐城县志》称,古盐渎境内遍布盐场,“煮海利兴,穿渠通运”,以盐渎命名是非常相宜的。

    不过,建县之初的古盐渎却是“有县无治”,可能因为人口太少,只让同属临淮郡的古射阳县令代管,后来才建立自己的县治。汉时地方行政机构大体沿袭秦制,设郡县二级,郡的行政长官叫太守,每郡辖若干县,其行政长官大县称令,小县称长,令长之下设丞,是辅佐令长的副职,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盐城最早的地方行政长官直到东汉末年才有记载,他就是古盐渎县丞孙坚。孙坚,或许人们不太熟悉,说起他的先祖,就是写出“兵家圣典”《孙子兵法》的孙武,你就要肃然起敬;再谈到他的两个儿子,三国时代呼风唤雨、铸就“鼎足”之一的风云人物孙策、孙权,你就一定会大吃一惊!

盐城与盐业共兴衰

    盐业兴,盐城兴;盐业衰,盐城衰。综观盐城21个世纪的历史,竟有20个世纪是与盐业共兴衰的历史。而决定古代盐城盐业兴衰的,无非是天(自然环境)、地(社会环境)、人(人口多寡)三大因素。

    汉代,是盐城煮盐业日趋成长壮大的历史时期。因为盐业兴起,古盐渎才能够“因盐置县”,形成“环城皆盐场”的独特景观。但是,进入三国时期,江淮地区成为魏、吴两国进行拉锯式战争的最前线。为防止东吴军队北上,曹操曾下令将江淮之间的十万户百姓全部迁往淮河以北,几乎将江淮平原变成“无人区”,盐渎县因此一度废置,盐城盐业遭遇历史上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司马炎统一中国后采取一系列鼓励农桑,恢复经济的措施。为重振江淮盐业,下令招募原江淮地区流民回归故里,还以免除徭役20年的优惠政策吸引吴人北迁。境内人口回流,遂于太康二年恢复盐渎县,盐城盐业开始艰难重建。时隔不久,连续发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北方胡人大举南侵,结束了西晋王朝。但是,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大批南逃士庶被安置在长江两岸的侨置州、郡、县,却意料不到地给盐城带来一次人口大量流入的机会。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古射阳、盐渎两县被析置为山阳、左乡、盐城、东城四县。至此,古盐渎正式更名盐城县,盐业重新走上发展之路。只是,盐城在南北朝时期依然是南北政权争夺交战的前沿,盐业发展异常艰难。

    唐代和北宋年间,是古代盐城盐业发展的黄金岁月。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设立盐池(井)监。《新唐书•地理五》记载:盐城“有盐亭百二十三,有监。”监,是基层盐政管理机构,此时盐城的盐业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年产盐约在45万石左右。盐业兴,盐城兴。唐代盐城的人口迅速增长,百业趋于兴旺。《新唐书》对盐城县的等级评价标为“上”,地方志则称之为“剧邑”,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唐初佛教大行,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4年),永宁禅寺在县城建成。据说,永宁寺为唐代三十六大寺之一。《续修盐城县志》记载,“该寺殿宇高耸金碧,涌现于百里之外,昔人泛海者,以此为指南车。”气势宏伟壮观,有“淮寺第一,盖不虚云”之赞。唐代盐城是海滨城镇,地方史志载,唐太宗派兵东征高丽时,名将薛仁贵曾在永宁寺内设营驻扎,在海边修造战船,操练水军。大将尉迟恭还在西溪海边建造了海春轩塔,供兵、民船只辨别航向。此时,盐城还成为我国与高丽(今朝鲜)、新罗(今韩国境内)、日本等国交往的重要出海口。据新、旧《唐书》记载,高丽僧人封大圣、新罗国王子金士信、日本国遣唐使粟田真人、小野石根以及阿倍仲麻吕等,都是经盐城登陆转赴长安或出海回国的。也是在唐代,境内十八团(今属建湖县)的“百戏”已经享有盛誉,成为今天我国公认的“三个半”杂技发源地之一。

    北宋年间,盐城盐业继续发展。据《宋史•食货下四》:“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产出水平与唐代相仿。此时,盐城南部的几个大盐场还类属于海陵监,如果加上它们的盐产量,数字将更为可观。《宋史》说:“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由此可见盐城盐业对国家赋税的巨大贡献。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才会委派最强的能臣干吏到盐城做盐官,才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盐仓监走出三个名相的奇观。对此,后文再作介绍。

    进入南宋,黄河夺淮的重大自然变故再次对盐城盐业形成重大打击。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于河南原阳县决口,在徐州夺泗,进而在淮阴倾泻入淮,完全强占了淮河入海口。直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改道北归,前后历宋、元、明、清四朝共661年。盐城从此饱受水灾之患。它不但给盐城人民带来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导致人口锐减,而且淡化了海水,导致盐业的式微,大量泥沙沉积将海岸线不断向东推移,终使盐城失去海滨城镇地位。除了自然灾害,还有战争的蹂躏。此时,盐城再次成为南宋与金交战的前线。《宋史•地理四》记载,“盐城,上。有九盐场。建炎间入于金,绍兴元年隶涟水,三年,又来属。”时而为金占领,时而为南宋收复。后来,盐城成为南宋名将韩世忠率兵驻守的军事重镇和名臣岳飞抗击金兵的重要战场。

    元代盐城,等级评价依然为“上”。《元史•食货二》载:“太宗庚寅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即朝廷通过向盐商出售“盐引”(专卖权凭证)的办法征收盐税。天历年间,全国总出售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其中两淮之盐“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大约占全国专卖总量的37%。与北宋年间淮东鬻盐之利占全国三分之二的盛况相比,已大为减色,但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元代盐城盐业状况,史志并无详载,倒是元末张士诚率领的盐民起义,向人们透露出盐民们生计唯艰、“逼上梁山”的信息。据《明史•列传第十一》:张士诚,泰州(今盐城大丰市)白驹场人。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与其弟等18人起兵,时“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时隔不久,攻陷平江(即苏州),自立为吴王。鼎盛时期,割据地域“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成为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主要势力。但是,《明史》又说:“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是鼠目寸光,缺少远大抱负之人,进入富庶的苏南,便“渐奢纵,怠于政事”,最终为朱元璋所灭。

    明代盐城因连年战争,导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亟待恢复,而黄河裹挟大量泥沙在此淤积成陆,又出现了许多亟待开发的新生地。而这里是张士诚的故乡和起事之地,张士诚失败后,朝廷怀疑有大量将领士卒藏匿于苏州民间。因此,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先后数次将苏州及江南的许多无地民众赶往江北进行“屯垦”,既根除了张士诚旧部的复辟梦想,又有利于长期战争之后的经济恢复。这一事件,正史没有记载,《续资治通监》中所记也仅有寥寥数言,盐城民间却家喻户晓。因为,至今盐城许多人家的族谱,都要追溯到600多年前的“洪武赶散”。此次“赶散”,是影响盐城历史进程的又一次人口大迁移,对盐城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大片荒地和滩涂被开垦出来,农业,开始成为盐城的重要产业。盐业发展上,明初即制定盐法,设立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各大盐场设盐课司,参照元代“盐引”制度实行专卖,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所谓小引,其实是盐民手中的余盐,地方盐官用200斤一石米的代价收购以后再高价卖给专卖商,是谓“计划外收入”,也成为明代中后期“盐法大坏”,腐败丛生的主要温床。洪武初年,盐税二十取一,相当于5%的税率,轻徭薄赋,有利于盐民休养生息。其时,两淮“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产量不足元代的四成。但是,淮盐质量仍属最好,“淮盐直贵,商多趋之。”到嘉靖初年,已经达到到九十万五千引,超过元代水平。其时,盐引的价格,淮南为一两九钱,淮北为一两五钱。按此推算,两淮盐业每年贡献税赋达到一百七、八十万两白银。据明末陈仁锡撰《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关于两淮盐政的记载:“海内有运司五,其利足管海内之半。而运司推两淮为首,其利又足管五运司之半”。

    清代前期的盐城盐业,在全国继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载:“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清代盐城地方政府有利于盐业发展的最大善政是将原先并不相连的运盐河道疏浚贯通,使之变成一条连接南北十五个大盐场的串场河。但是,滩涂淤长日益加剧,大海距宋代海堤“范公堤”越来越远,继续煮海,盐民们必须支付越来越多的劳力和成本。在盐铁官营政策下,历朝历代盐民都不能擅自出售自己的产品,盐民卖盐给盐官、盐商们的价格只是市场盐价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盐民们的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生活极端困苦。清代初期,因不愿到满清朝廷做官而甘愿在家乡——东台安丰场做一个盐民的吴嘉纪,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盐民诗人,他用他的不朽诗作生动描绘了清代初期水深火热的盐民生活:“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是辛苦。频年多雨盐难煮,寒食草中饥食土。”“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清代中晚期,盐城的百姓越来越多地转向农耕。等到20世纪初叶,南通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发展民族纺织业,动员大批启东、海门、通州农民移居盐城沿海,“废灶兴垦”种棉花,盐城迎来历史上的又一个移民潮。在掌握较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启海”农民的参与下,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盐城终于完成了对陆域全境的农耕开发,经济结构完成了由盐业为主向农业为主的第一次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仅用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更高层次的结构转型。

    今天的盐城,仍然是全省、全国重要的盐产地,每年产量大约在80万吨左右,绝不低于封建社会的年产量,但是,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即将越过千亿元大关的今天,盐业在整个地方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倒是盐化工业日益兴盛,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古代盐城的著名盐官

    从汉开始的历朝历代,无不强调盐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汉书•食货志》称盐为“食者之将,人人仰给”;《魏书•食货》称:“盐者,国之大宝”;《新唐书•食货志》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元史•食货二》称:“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盐政管理。历史上实施盐政管理的最高衙门,汉代为大司农。唐代先为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后专设盐铁使。宋代权归太尉府。元代的盐政最高管理机构是中央政府中书省。明、清两代,则均类属于尚书省的户部衙门。

    各个朝代地方盐政管理官员,均按产区设置,汉代叫盐官。唐代前期,与中央主管名称基本一致,叫盐铁转运使,后期改称盐铁使。元、明、清三代大体都叫“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盐运司”。盐城盐务在元、明、清三代类均属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管辖。

    各朝代基层盐官,汉即称为盐官,唐为盐池盐井监,宋为盐仓监,元、明、清三代在各大盐场设盐课司。

    盐城地处江淮平原,所产之盐是为“淮盐”。盐城建县之始,就是一个盐业生产和集散中心,而不是流通贸易中心。因此,设立在盐城境内的盐政衙门,大体都是较低层次,甚至是最基层的衙门。不过,由于盐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历代帝王高度重视对基层盐官的委派,仅在北宋年间,就有三位曾在盐城境内担任过基层盐官的成为一代名臣。

    北宋时期的盐城境内设有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管白驹、丁溪等五个盐场的生产和储运事务。所谓盐仓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盐务管理所。1000年前。这里曾先后迎来晏殊、吕夷简、范仲淹等三名年轻的盐官,他们从小小的盐官起步,后来都走到了当时政坛的最高层,成为叱咤风云、声名远播的大人物。

    晏殊,《宋史•列传第七十》记载:“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任用这样一位“神童”担任基层盐官,无疑有刻意培养之心。史载,晏殊“性刚简,奉养清俭”,在仕途上曾数次沉浮,最高职务达到“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也就是副丞相。又说他“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不但政绩斐然,而且文采出众。那首《浣溪沙》所吟唱的“一首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便是他的传世之作。后人研究考证,这首词应作于西溪盐官任上。晏殊不仅勤勉处理盐务,还在西溪办学,为盐民造福。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附近的一条小河改称晏溪。

    吕夷简,《宋史•列传第七十》记载:“字坦夫,先世莱州人。祖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从政时注意体恤民情,爱惜民力,宋真宗曾对他说:“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最高职务达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宋史》称:宋仁宗登位后,“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是实现仁宗年间社会安定的有功之臣。不过,吕夷简在西溪任职期间并不安心,曾写过一首牡丹诗:“异香浓艳压群芳,何事栽培近海崖?开向东风应有恨,凭淮移入五侯家?”很有怀才不遇发牢骚的意味。牢骚归牢骚,盐政管理却并没有懈怠。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青云直上,最终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吕夷简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曾强烈反对和阻挠范仲淹的革新建议,“数为言者所诋”,但依然为皇帝所倚重。吕夷简逝世后,得到了“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的荣誉和评价。

    范仲淹,是一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而名垂青史的一代名臣,《宋史•列传第七十三》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一度随继父姓并改名。年长后得知自己的身世,愈益发愤苦读,吃了多少常人不能吃的苦,“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等到考中进士,朝廷授予职务之后,才“迎其母归养”,并恢复范姓,更名仲淹。与吕夷简不同,范仲淹在担任西溪盐仓监时没有任何沮丧和沉沦,一首题为《至西溪感赋》的五言诗,道出了他的极大抱负:“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范仲淹在西溪任上不但勤于盐政,还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自告奋勇、任劳任怨地做了一件造福当地人民,惠及子孙万代的大好事。天圣初年,纵贯盐城境内的唐代海堤“常丰堰”因年久失修而倾塌,导致海水倒灌之灾频发。治理海患,本不是范仲淹的职责,他却主动上奏朝廷,提出重修海堤的方案,得到朝廷批准,被任命为兴化县令,征集四万民工重修海堤,名曰“捍海堰”。传说,工程初期难以确定海堤的具体走向,筑起的海堤常常第二天就被海潮冲得无影无踪。范仲淹苦思冥想,终得一计。命人在涨潮时向大海中倾倒大量稻壳。第二天落潮后,自然粘附在海岸的稻壳就成了蜿蜒曲折的修海堤的线路。工程一载完工,挡住了凶险的海潮,守护了堤内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保住各大盐场,农事、盐务两受其利。盐城人民感念范仲淹的无量功德,将这条北起阜宁,南至海门,全长180里的挡潮长堰称之为“范公堤”。明朝万历年间,曾于盐城东门外建范公祠,前筑一亭,名景范亭。雨中登亭遥望,烟柳苍茫,让人平添多少怀念一代名臣范仲淹的景仰之情!范仲淹一生任职很多,前期主要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处,均同情百姓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西夏元昊反宋初期,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后范仲淹被调任前线,战局才有所改观。

盐业在盐阜大地留下的“胎记”

    今天,盐城农田已看不到白花花的盐碱,海堤以西,再也难觅大片茂密的盐蒿。但是,盐业已经在盐阜大地留下很深的“胎记”,那就是盐城的地名。

    盐城,是全市历史最悠久的汉代古盐场。纵览盐城建置至今的2122年里,除1946年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而极其短暂地更名为叶挺城之外,始终都姓“盐”。围绕盐城,又诞生出盐南、盐东、盐湾、盐河等等多少地名。

    在盐城的县、镇、村地名中,凡带有(或曾经冠以)场、仓、团、灶、丿的,大体都与煮盐业血脉相连。地图上查寻这一类地名,你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分布在古“范公堤”,今204国道沿线及其东侧。

    带“场”的古老地名,今天已很罕见。因为盐城境内的古盐场经历沧海桑田的变迁之后,大体都成为大大小小的集镇。盐城北郊卫星镇新兴镇,民间仍称新兴场,也是汉代古盐场之一。在见之于史的盐城乡镇地名中,新兴场是最古老的一个,却是古盐渎汉代盐场中最年轻的,故有新兴场之名。

    盐城的诸多古盐场中,南郊伍佑镇乃晋代盐场。因水溪盛产珠蚌,初名珠溪。盐场曾一度废置,宋代有一名叫伍祐者的团练推官重建了盐场,故被人们叫作伍祐场,后衍为伍佑场。

    唐代和北宋年间,盐城境内各盐场名称史志并未详载。目前已知的,大丰市刘庄镇初名云溪,后名紫庄,属唐代盐场之一,元代更名为刘庄场。草堰镇,唐代叫竹溪场。后因用草堰筑堤以防海潮,更名草堰场。东台市富安镇也是唐代盐场。自古以来,富安因地势高亢,土质肥沃,盐业、农业基本不受洪涝、海潮侵害,当地居民独享地势之利,故命名富安。东台,至少是南唐时期的古盐场,乾隆三十二年置县,今天已是全国百强县(市)之一东台市的台城镇。

    《元史•百官七》对元代盐城境内盐场的名称有详细记载,即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河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五祐、新兴、庙湾,共十四个盐场,古地名皆带有场。其中大多数地名经明清两代沿用至今,因离海已远,盐场已废,故略去场字,成为204国道上主要城镇的名称。其中,庙湾为元代新增盐场。庙湾,因有庙(今兴国寺)建于射阳河湾处,故称之为庙湾。雍正九年,析山阳、盐城地置阜宁县,成为今天的阜宁县城阜城镇。另外,滨海县天场乡古代为可纳海潮之河沟洼地,经日晒后能自然成盐,犹如天赐,故名天赐沟。明成化年间,巡抚淮扬都御史陈廉上奏朝廷,认为此地可设场煎盐,因而新设盐场,称天赐场,后简称天场。

    还有以仓为名的地名。伍佑镇南不远,是今盐都区的便仓镇。古代因东临大海,名东溟镇。宋建隆年间,盐城监并九场为七场,每场设正、便两仓以囤盐。这里是伍佑场的便仓,简便之仓之意,故名便仓。宋末,有苏州卞氏迁此并辟有牡丹园,植有闻名遐迩的枯枝牡丹,因此人们又称为卞仓。东台市三仓镇境内有清康熙年间开挖的五条沙河。民国初年,有盐商在第三条沙河之畔设立盐仓,河因此得名三仓河,后以河名地。

    古代盐场之下,有一种叫做“团”的盐民生产组织。“各场灶户,领受盘铁,聚团煎烧,不许离越出外私煎。”因此,盐城出现了不少带有“团”的地名。明代淮南盐场有中十场之称,其最北端为草堰场。草堰场内设四个灶民聚集之所,分别名为东、南、西、北团。南团、西团,今天都位于大丰市境内。东团、北团,如今仅是西团镇的两个村。

    如果盐民一家一户地单独支灶煮盐,地名常常以灶命名。海涂荒凉辽阔,如何互相区分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数过去,第一家叫头灶,第二、第三家叫二灶、三灶……依此类推。今天,东台境内的头灶、六灶,都是明万历年间立的灶。这种命名法过于简单,往往出现很多重复地名。于是,人们又用灶户的姓进行命名。明代天启年间,东台有一姓沈的灶户代表盐民向官府争来收割薪草的权利,受到盐民赞扬,因而他家所在的地方被称为沈灶。可是,大丰境内也有一个沈灶,为了区别,今天人们称东台沈灶为南沈灶,大丰沈灶则为北沈灶。

    还有以丿为地名的。丿,是民间对钅敝的简写。钅敝,即史志所说“盘铁”,原是苏北人对煮盐敞口大锅的称呼。东台市曹丿镇,系明崇祯年间有曹姓在此用大锅煮盐,被称为曹家丿。大丰市有潘丿乡,则是清初顺治年间有潘氏在此烧盐,人称潘家丿。后民间简省为曹丿、潘丿。

    无数源于煮盐业的地名,已经将2000余年深厚的盐文化深深地烙在盐阜大地之上,诉说着盐城悠久的历史,以及她曾经受过的磨难、创造过的辉煌!

编辑: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