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自贡城市兴起发展的历史，仅从其名称的由来，也会令研究者兴趣盎然的。

    盐都自贡坐落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南部。这一带地方蕴藏着丰富的盐卤、天然气资源。至迟在公元一世纪就开始了井盐生产[4]，曾先后出现了“富世井”、“大公井”、“贡井”和“自流井”等历史上著名的盐井，并以这些盐井为中心开发盐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形成，井名“自流井”、“贡井”演变为两处地名。虽然，两口神奇的盐井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但地理位置的相互毗邻、经济生活的同一性使两地紧密结合起来，诞生了东方盐都“自贡”这座城市。

    翻开自贡城市的历史，我们可以感触到她的每一页都渗透着盐渍，充满了“盐卤味”。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名称是两口古盐井名的巧妙结合，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经济在这里主宰了一切。是盐使这一片神奇的江阳之地聚集了人烟，发展为城镇，并在当代名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盐给这片厚重古远的地方带来了生机、希望和前途，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更是盐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影响和界定了这座城市的功能和结构，给予了她崇高的历史地位。举凡这里的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市政，以及城市的职业构成、社会意识、政治风云、生活方式等等，无不深刻地打上盐业经济的烙印，是盐塑造了自贡这座城市，使她在中国众多城市中显示出不同寻常又如此鲜明的行业特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无疑是人类生产生活、栖息繁衍和文化交流传承的聚落和区域。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物产、交通运输、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城市的类型也因之而千差万别。从城市的功能和结构考察，有以政治文化为重点的所谓中心城市，其特点是一个十足的消费城市，其地位乃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权力机构和最高统治者居其间。这种城市的兴旺发展带有更多的权力催生和保护的色彩。有的地区因其位于交通要冲，送往迎来，商旅辐辏，城镇因之而兴起，经济因之而繁荣，这是纯粹的商品聚散之地、交易之所，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人们的交换活动促使其形成商业城市，其地位犹如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输血的作用。还有一类城市，她既非政治文化中心，又不是商品聚散之地，而是由于某种资源特别丰富、生产行业特别发达逐渐发展起来的带有行业色彩的专业城市，这类城市在中外城市发展史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认为，专业性强的生产型城市，是整个社会经济赖以正常发展和繁荣兴旺的原动力，也是社会经济生活得以正常运行的造血机，其社会地位以及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应该在政治文化型、商业型城市之上。

    盐都自贡正是这样一个以专门生产食盐并由此扩展内部经济结构发展起来的典型内陆中等专业城市。

    从城市内部经济结构考察，自贡是一个以食盐工业生产为主体，工商农一体化的城市[5]。众多的业盐者既是拥有大量井灶的资本家，又是开设了众多商号、经营食盐运销的商人。从城市与城郊或乡村的关系考察，自贡又是一个以城市工商业为主体，城乡（郊）一体化的典型城市。也就是说，她以盐业生产为龙头，体现出集约型经济结构的早期特征。由于盐卤天然气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城市及其附近的经济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日常生活用品与生产资料多依赖城市四周或更远的地区供给，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档案文献资料中看到，粮油布匹等生活资料，竹木牛等生产资料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和外地流入自贡[6]，而自贡生产的食盐也逆向倾销这些地区。特别是城市四周的农村经济，更是受城市盐业经济的影响、制约，成为了盐业经济的附庸而纳入了同一经济的体系，这种城市内部的总体经济结构，无论较之于上海、天津，还是武汉、重庆，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自贡城市内部经济结构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即是城市特殊的农业经济结构与发达的制盐工业经济和谐共存，众多盐业资本家将利润的很大部分转向农村，投资于土地，用于购买田土山庄，其结果使盐业经济得到更为坚实的发展基础，不同程度地刺激了盐业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形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中，虽然不同时期都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总体上仍然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怪物，是封建性、落后性的表现，当然也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阻力或障碍。然而这一历史现象确乎在自贡城市经济的进化嬗变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十分耐人寻味。

    一般说来，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地区，无论手工业或其它行业如何发展，它们最终仍然是处于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到农业经济兴衰荣枯的极大影响。也可以说，农业的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它经济门类的晴雨表。但自贡地区则不然，至少从秦汉以来农业经济虽然提供给人们以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它始终没有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经济门类[7]。这是一个特例，一个经济史、城市史研究中非常令人惊异的特例！

    从个案分析考察自贡城市的这一特殊性，是正确认识这座城市所走过历史，考察资源型专业城市所共同具有的特殊性与当前城市建设发展模式所必须的，也是将城市发展的历史与区域经济发展类型、模式结合起来研究过去、认识现在并谋划未来所必须的。

    从“江阳之盐”的开发利用之初就已经打破了固有的农业主体型经济格局。无庸讳言，当时盐业虽然仅在自贡局部地区得以开发生产，但食盐在整个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8]。社会生活中人们对食盐的需求，国家财政对盐课的情有独钟，无疑使洁白的自贡食盐成为了素色的“黄金”。无论是官煎官运、官煎民运，还是自由煎煮、自由贩运，直接生产经营贩卖食盐的大小商人均可以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经营盐业与从事农业所得利润差不亚于几十倍、几百倍！客观的现实生活是，农夫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尚不能保食果腹、遮衣蔽体[9]。而经营食盐的生产、贩运、销售在短期内便可以聚敛大量财富，至少可以无农夫之勤苦而得小康之实惠。这样，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杠杆，趋利若骛的意识使这一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人们来到这里淘金逐利，盐业经济一开始就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古江阳地区社会经济的主角。而农业经济随着盐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愈来愈成为它的附庸，居于从属地位。

    井盐生产需要大量的井基、灶房和经营规律场所，而井基的选择和盐井的开凿，是以地质构造和资源埋藏为依据的；灶房的设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是以盐井的所在地为前提；规律场所虽然不一定要随井灶之建设连接在一起，但毕竟是为管理方便，应愈近愈好。这样，在整个自贡地区盐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便呈现出水乳交融关系。卤井打到哪里，那里及其四周便被盐业经济所左右，城市也就发展到哪里。这是农业经济之于盐业经济最为脆弱的地方，也是在讨论城市的内在外部特征上，盐都自贡有别于东西方各类城市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古代西方的毛纺、酿造，东方的纺织、制瓷等手工业城市往往是等待、企盼四周农副业经济繁荣发展，好为它输送大量的生产资料，四周农村受其影响却并不纳入一体经济内。而自贡井盐业经济则是主动向四周农村拓展，开发资源，发展手工业，且把四周农村纳入经济的一体化建设上来。城市周围的农村乃至更远的地县也为这里盐业经济的巨大磁场所吸引，为这一城市盐业经济服务，各地的粮食、鱼类、食用油、煤炭、生猪、牛，甚至远如云、贵、甘、陕等省的竹木都源源不断地流向川南自贡，形成了具有自贡特色的为盐业经济服务的变异性农业结构体系。

    在研究自贡经济结构中，从井盐生产的理论到实践，都触及到中国经济史（当然也包括经济思想史）中聚讼两千多年的“本末论”。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困扰人们思想，实践中又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发现，自贡盐场近三百年来的绝大多数盐业经营者，在业盐盈利后，无不将相当一部分利润转向农村，投入土地资本，广置田地，攫取地租收入。例如：明初就移民自贡业盐的陕西商人“王三畏堂”，在其极盛时期，田土乡庄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等邻近县份，年收租谷一万七千担[10]；“李四友堂”在极盛的时期亦年收租五千余担[11]；“胡慎怡堂”有佃农170家，年收租谷七千六百余担[12]；宋俊臣由学徒到盐场“丘二”到发家业盐后，亦拥有年收一千担租谷和产几百万斤甘蔗的田土。铁匠出身的李亨跻身盐业后，购置的田土年收租谷在七千担以上[13]。不仅传统性较强的自贡盐场老牌盐业家族如此，即便是因抗战“川盐再度济楚”而兴家致富的新派盐业巨富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刘瀛周、余述怀等人，亦有年收租谷从几百到几千不等的土地[14]。对于这些社会经济史现象，论者多从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传统理论观点来透视它、评价它，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式工商业城市发育不充分特点的如实反映，是盐业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具体而微”[15]，是封建农业经济对手工业的束缚，使得盐业经济不能健康发展。

    其实，自贡盐场的客观历史并非都可以按常理如此诠释理解的。不错，从经济理论考察，中国古代确乎有人提出了“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观念[16]，这种观点是讨论一般意义上如何在已经“富”的前提下，更好地“守住”财富。但如何能够“以末致富”呢？在司马迁之前，陆贾就提出了“治末者调其本”的命题[17]，他虽然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讨论“本”“末”关系的，但从传统经济思想与具体理财之道看，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理解不够的。从历史情形考察，获得丰厚利润的盐业经营者大量买田置地，客观上肯定有借以保持财富，稳住收益的心理。因为经营井盐业的冒险性实在太大，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财星高照，一定能够赢利发家。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历经一、二十年的钻凿也没有见功一井。同时，盐场各井灶上少有几百，多则上千的工人要吃饭，成百上千推井汲卤的牛要吃饲料，新开凿卤井以及卤井见功后都需要地基等等。如果众多井灶上的生产资料和工人生活的必须品都要到市场上的购买，不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业盐的巨大风险始终如悬在空中的利剑，威胁着盐业经营者。这就使得盐业经营者在获得巨额利润之后，一方面稳住规模或投入少量扩大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便是购买田土乡庄。如此，不仅可以收取大量地租，倘若盐业亏损或业盐破产，亦有大量的田地，不至于血本无归。乡间大量田地可以生产粮食、胡豆、豌豆、油菜等诸多井灶上必须的农副产品；也可以在自业地上开凿新井或以地基入股，与别人合伙开凿新井。这样经营盐业的风险小了，发家致富路子更宽了。这就使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盐业经济的牵制和影响，盐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经济加强了内在的协作关系，也使盐业经济的内部出现了配套和良性循环的结构体系。因此，传统经济思想“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还包括了“治末”与“调本”并举的观念，两者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对立的。

    故像川南自贡盐场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变异的农业经济结构和集约式的家族“手工业——农业”经济模式，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落后，而是需要研究经济史、城市史的学者们进一步探索认识、仔细研究的新问题。

    毫无疑问，像盐都自贡这样的专业城市，其内部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它并不像那些政治文化中心型、商业型城市，其经济发展的荣枯变化，更多的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别于那些以原材料加工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两大主要经济支柱为商业和毛纺织工业，商业为毛纺织业提供大量生产原料，又为毛纺织业倾销大量产品。这种商业加工型城市的经济结构看似搭配合理，但佛罗伦萨城市的经济命脉则更多地受制于象英国、西班牙这样遥远的产毛之地，而不是在自己的手中，故它的发展步履维艰，时兴时衰[18]。因为这种类型城市的总体经济状况是先有交换，运来大量的原材料，再进行加工，即工业生产，又以交换的形式把产品倾销出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交换——加工（工业生产）——交换。其工业加工生产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且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自贡的井盐业生产则不是如此，它是以资源为前提，以工业为主体的。在这里，天然蕴藏的盐卤极其丰富，就地凿井采汲，就地设灶煮煎。在这里不仅丘陵地带柴薪丰富，且地下尚有大量的天然气可供煮盐之用。因此，自贡城市经济结构中其主体经济门类的第一步是生产，是创造。大量的食盐顺河流、沿山梁运到四面八方销售，形成了广大的盐业经济辐射区。在各销区又顺便采办城市所需的布匹、粮食、菜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楠竹、木材、推牛等井盐生产资料。这样不仅发展了商业贸易，更为重要的是商业贸易围绕井盐业进行，并促进它的发展，又回到了生产这以环节中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交换——生产”型的良性城市经济循环体系。这既是自贡城市经济结构的主体，又是城市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更是这座城市区别于其它类型城市的显著特征之所在。

    就城市近代化道路特色而论，以产业立市的自贡，与因商而兴，以商业立市的上海不同，与体现了封建城市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变和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城市演变两个过程的重庆亦不一样。作为近代崛起的典型城市上海，它因为商业的作用，全方位的开放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且传统习气较小，现代化色彩浓烈，从器物到精神，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甚至语言风气，无不表现出受西方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孤岛效应”的城市结构[20]，我们认为本质上是扭曲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殖民效应”。而处于中国东西部结合地带的沿江口岸城市重庆，开埠为城市结构的改变带来了生机，贸易则成为了城市的主要功能，这使它具有商业城市传统的特色[21]。同时，人为的政治权力对重庆发展的影响，使它的发展具有突变性。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直接插手经营，又使它具有一定殖民色彩。故可以认为重庆既非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殖民地色彩浓烈的城市，又非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化城市的自然过渡发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与之相反，自贡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它的产生原因——因于传统的制盐工业，其近代化的动因——工业化和没有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插手操纵等方面考察，它显然是一个典型的由中世纪的集镇，依靠自身的内在动力而实现近代化的突出典范，代表了众多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道路和模式。

    在这里，我们不妨在中国地图上将上海、重庆、自贡这三个长江流域不同地段的不同类型的城市连接起来，从上述的分析中便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规律：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道路，以其地缘的不同而分属于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陆城市三大类型；它们受西方影响的程度由沿海、沿江而内陆逐渐递减；同时，由于从内陆、沿江到沿海城市其内在动力和主要功能依次表现为生产、贸易和纯商业，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道路和民族色彩则愈发淡漠。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特别是那些占多数的内陆中等城市，不类于上海、重庆，却更多地相似于自贡，这应该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主体与基调。或许在这里我们还来不及详细论证，但长江流域一线的这三个点上迥然不同的城市结构、功能和近代化历程，理当引起城市史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盐都自贡城市的这种“内陆效应”亦然。

    近代自贡城市的工业结构还表现为总体上都是民族工业，根本不存在外资和与外资合作开发的企业。同时，少数资本雄厚、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大企业与大量资本微薄、规模弱小、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并存，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从其投资结构考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操纵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和地方大小军阀、政府要员都通过各种渠道染指自贡制盐企业，成为其投资者。这一点自贡又与近代天津相似[22]。

    职业结构与社会阶层是城市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作为一座产业城市，盐都自贡职业结构的最大特点便是产业工人多，且出现早，这一点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更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注意。从城市工业发展中我们发现，早在沿海城市的产业工人出现之前，自贡盐业手工广场就已经发育成熟，出现了众多的产业工人，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盐工、间接盐工和其它行业的工人始终占了城市总体人口的一半，这种状况不断随着工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区的发展而变化[23]。同时，商业人口不断增加，也有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产业工人的来源史城市盐工的代代繁衍和附近乡村农民的不断流入。在城市社会阶层中，自贡的特色也更加明显。业盐群体，即所谓的盐业资本家，当然也有的是资本家、商人、地主三位一体，这个阶层的历史久远，数量大，资本厚。从现有的文献考察，有的业盐大家族从明初就开始在这里经营盐业，成为巨富，典型者如“李四友堂”的祖先；有的是清初开始发达的，如“王三畏堂”；也有的是在抗战时期崛起的新派业盐人物，著名者如罗筱元、侯策铭等诸人。这些富有的阶层都是清一色的以创办实业经营盐业发家的，不似重庆富商不仅是商业资本家，且更多是为洋行服务或直接从事外贸的商人，其数量也不多。在重庆城市的发展历史中，到清末都未曾出现因实业而成为巨富者[24]。盐都自贡的下层社会主要是以盐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还包括各种卖苦力，靠给井灶挑卤、挑白水、挑煤、养牛、抬轿为生的各色人等，这是城市人口的主体。由于是以生产为主体，亦非交通要冲，故自贡没有多少游民阶层[25]。

    秘密社会和行帮集团是城市近代化的一大问题，而不同的城市结构，其秘密社会的存在形式又迥然不同。重庆城市的秘密社会主要是以袍哥为主体，起初为下层贫民的一种社会组织，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26]。上海帮会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迅速膨胀，这主要由于上海是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和交通口岸的天然结合，势必产生一个难以营生糊口的游民阶层，这就为帮会的急剧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后备力量与社会基础。上海的帮会后来成为一种社会黑势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也使城市社会控制力减弱[27]。盐都自贡城市的这一阶层既不能用秘密社会来概括，又不完全等同于帮会。它既有上海式的帮会性质、重庆式的秘密社会性质的袍哥码头，又有类似于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但却按帮会形式组织起来的行帮，这是同一种行业或工种组织起来的帮会。行会的性质、帮会的组织形式相互渗透，难于厘清。虽然同样都是城市帮会集团，也毫无例外的受到城市政治权力的作用，但自贡的这一阶层都不具有明显的破坏性。这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不是游民群体，而是具有各种职业生活较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职员，甚至是盐商大贾。偶尔的争斗也是属于维护本行业或本工种集体的利益，不存在对社会危害的故意[28]。

    空间结构作为城市的物质体现，也因为城市结构、功能不同而异彩纷呈。这里我们无须去讨论20世纪初期曾经鼓噪一时的西方“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玛尔克论”或“城堡论”“市场论”等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理论[29]，也无庸再去议论中国城市起源的“郡县城市论”[30]。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东西方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化过渡或近代崛起的城市，无论是政治文化型、商业型、加工型的，都带有传统城市的烙印，即官府衙署和筑有城墙，新的商业区、金融区的出现亦置于其中，建筑物的设计营建都注重一定的规模体制。而自贡城市的空间结构则异乎寻常地表现为不同于这些近代崛起或由中世纪发展演变而来的城市，也不同于典型的中世纪城市。衙署在此有无并不重要，更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筑城墙。城墙等设施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城市的安全，或是保护往来商旅，或是保护政权机构的衙署，这两者对自贡都不重要。同时，井盐生产的特殊性使这座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错落。自贡城市空间的发展是伴随着新凿井区的开发和制盐灶房的建设而扩大的。一句话，这是一座没有城墙、空间结构松散的城市，哪里开凿出新的产卤盐井，城市就发展到哪里。

三

    就一般城市而言，政权对于城市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有时这种力量对城市的影响远远超乎经济之上。这对于那种政治文化型、商业型城市尤其如此。政治结构深刻体现了城市的特点，自贡城市在兴起发展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统治政权经济政策的影响，然而其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则始终贯穿其中。历史上在这里建置有镇、县、州、府、监等[31]，这种变化对城市经济的荣枯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地，城市在生产创造中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进而带来了政治风云的变化。十分明显，自贡城市的政治斗争不仅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且更多地受到盐业经济的左右。

    盐都自贡并非交通要冲、形势险阻之地，但历代驻军不断，争夺激烈。考察其原因，实乃丰富的盐业利税使之成为了一个不设防的军事特区。清代的安定营，民国时期川、滇、黔各路军阀或长期驻扎，或走马灯似的轮番来此，展开了激烈的盐利争夺战[32]。为了保护盐场，维护盐商的利益，地方盐警队和私人武装民团大量出现，其主要职能是范私盐、保护盐船盐队以及武装押运银两。这些地方或私人武装的常年经费，均由盐业资本家支付[33]。

    盐都自贡城市的市政管理一开始便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政管理机制的引进或模仿。虽然从行政上设市是在1939年，但城市的管理则大大早于此。早在设市前二百多年的1730年，荣县、富顺县便分设县丞专门管理贡井、自流井地区的盐务和市政，尽管这种管理是采用的传统日常事务管理方式，但市政管理已经开始。到清末民初，自贡的市政管理已经成为以商人为主体的管理系统。当时设县之议失败后，议事会所讨论确立的三权分离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当时城市公共权力的代表“自贡市商会”代行[34]。近代化的市政管理及其基层行政组织的演变在行政设市之前已经完成。设市后城区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激增，也导致了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扩大和严密化，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也促使其职能的复杂化。在城市社会控制方面，由于自贡地带均非其所属富顺、荣县衙署附近，且经济力量的强大，同样使以行政衙署为中心的传统管理体制难以控制。相反，由于长期积习而成的士绅势力和民间行帮组织为代表的非官方控制系统得以迅速发展，功能得以充实。当城市空间结构不断扩展，职业构成不断分化增加，人口大量增长，经济生活更加繁荣复杂后，膨胀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愈加严重。传统控制体系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与弊端，形成的控制体系难于顺利解决问题。故本来就很难行使职权的城市控制力量，便促成了在下层民间形成发达的社会控制中心。市政机构建立之后，这种局面也难于改变。

    自贡城市文化在盐业经济作用下，受到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深刻影响，广泛地表现为盐文化和不同品位与层次的近代城市俗文化即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完美结合。造成这种文化结构的根本原因是井盐业对城市精巧的塑造，使得城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与盐业密不可分。由盐业而获得的大量财富，资助了众多的公益事业，产生了绚丽物态文化——市政建设、盐业建筑等。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流向社会，使得城市文化开始逐渐改变。由富有盐商的享乐而形成的听戏之风，使川剧资阳河流派得以发扬光大，盐商出资扶植的几个剧社长年活跃于川南各地。每年春季的川剧“品仙”大会，汇聚了川剧的各路精英。从清咸、同到民国时期，川剧中的各路名家，无有不到自流井唱戏，参加品仙盛会的。它与资阳的城隍会一样受到川剧界的重视。故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不唱阳县城隍会，算不了好先生；不到自流井唱戏，算不了戏中仙”的说法[35]。自流井也成为了川剧艺术的“品仙台”。这种城市文化的传统氛围，对于当今川剧界优秀作品、杰出人才的大量涌现不无影响吧！[36]

    井盐生产是冒险性与科学性极为巧妙的统一。经营开凿盐井，久不见功，便会破产负债，甚至家破人亡。即使咸泉上涌，见功获利亦需要精明的管理和高超的技术。长期的井盐生产，在城市文化中积累了深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如在没有受到西方影响下自发形成并发展成熟的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井盐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37]，近代盐业企业特有的综合经营管理机构“大关”[38]，近代别具特色的井灶会计制“龙门帐”等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企业管理学理论水平和实践方面的成就[39]，正在引起企业界和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当然，众多井盐科技中的发明创造，更为中外科技史家叹为观止[40]。
当然，盐都自贡城市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突出地表现在这一块渗满盐渍的土地，在近代以来的每一个时期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精英人物：赵熙、刘光第、雷铁崖、卢德铭、吴玉章、邓萍、陈戈、李宗吾、傅仇、谢持、童玲、高敏等等，这仅是举其大概。这种以盐文化为中心，城市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织，大大地得力于这座城市内在的活力。

    以传统手工业进而发展为现代工业城市，并不代表自贡具有固守传统的保守性。相反，井盐业是一个必须务实且具有开拓冒险精神方能成功发达的实业。实业使自贡从传统中走过来，但又不囿于传统。甚至整个城市连自我龟缩、封闭的象征物城墙也不需要。因为城市将在布点的扩大再生产中向市郊、向更广阔的乡村开拓。更能体现这座城市文化中进取精神的还在于，在不自我封闭的同时，主动向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靠拢，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起初由富有盐商子弟自费留洋发其端，中经请进外籍教师来自贡任教，出国学习形成一种风潮，城市工商界也组团到美国乃至台湾考察，购买设备等[41]。这种开放意识、追求精神在一个内陆城市是多么的耀眼，多么地令人振奋！

    当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自贡人是深切关注、以为己任的。辛亥反封建风潮首起于此，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县级军政府[42]、第一个地方议事会[43]；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里得到传播[44]；八年抗战时期，在冯玉祥将军倡导的节约捐献、购买枪炮、保家卫国运动中，就个人捐献和城市总体捐献考察，自贡都是名列全国第一位的，难怪冯玉祥将军称自贡在后方建设、支持抗战中，具有一等的重要性[45]。这就是自贡城市的精神。

四

    如果说，“盐”和“城”的巧妙结合，使自贡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典型性，将引起城市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和兴趣，那么，全面考察研究中国城市近代化中的“自贡现象”，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则更不容忽视。

    首先，自贡城市的发展演进，体现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过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的乡村化。”[46]城市的近代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在自贡地区，井盐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集聚、城镇的扩展。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自贡城市在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结构和功能。而这些特点、结构和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影响城市结构的变化。由此可见，自贡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过程。

    其次，自贡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揭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特殊规律。不少城市史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焦点，其半殖民地程度越深，近代化水平界就越高[47]。就个案分析而言，地处中国长江流域上游内陆的自贡，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交通闭塞，使其几乎未受到外国殖民者的直接影响，完全靠城市自己内在的力量为手工工场进入机器生产创造技术和资本条件，进而实现城市近代化的，其近代化的程度并不亚于沿海、沿江某些口岸城市。故全面考察自贡城市近代化过程，不仅会使更多的学者关注像自贡这样结构、功能的城市品类，而且将会有助于我们不再盲目地顺从现有理论框架的暗示，去探索众多的、品类复杂的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特殊规律。

    再次，自贡城市发展中所体现出的城市精神，蕴涵着中华民族珍贵的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者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众多中国的沿海、沿江城市及大片地区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接受或采用西方文明，这无疑刺激了中国部分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交通便利和本身以商贸立市的城市，更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加工地，开始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扭曲的城市近代化过程。地理位置和自身功能决定了这些城市易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乃至制约。也正式在这一历史阶段，自贡井盐业生产力获得了高度发展，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改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有的契约股份制在井盐生产经营中得到充分发展并趋于成熟；企业管理在注重传统伦理、行为科学和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要方面紧密结合，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井盐业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等等，使这座城市在强大的商贸攻势中稳坐钓鱼船，，西方的廉价工业日用品和文化意识，极难攻破它不设防的防线。洋货和洋教在此立足的艰辛和规模之小使人不得不冷静地去体味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48]。自强不息，勇于创造，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之林的法宝，更是抵御外来渗透的强大内力。

    最后，自贡城市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给内陆中等专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借鉴。目前，自贡城市虽然在内陆中等城市中现代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的限制，这类专业城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难于发展为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这将提醒有关方面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不要割断历史，不顾条件盲目发展，从而失去已有的优势和自身的特色。因此自贡城市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可以为内陆的中等专业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从城市体系布局考察，中国地区之间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今犹存，其明显地表现为，现代工商业和新式畸形地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一些沿海城市迅速崛起，日趋繁荣。如何使内地城市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克服区位环境和历史的局限发展起来，改变其“资源丰富，经济落后”，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局面，搞好内地中等专业城市的建设，通过追溯研究盐都自贡类型城市发展的历史，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答案。

注释：
[1] Baron Richthofen?s Letter,1870-1872,Second Edition ,Shanghai,1903.P171.
[2] 费吉尔•哈特：《自流井考察记》，梁鹰译，刊《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四期。
[3] 曼因（王余杞）：《自流井•序》，东方书社，民国33年三月初版P1。
[4] 东汉章帝时人崔骃《博徒论》中有“江阳之盐”，原书已佚，文见《北堂书钞》卷146，又见《太平御览》卷865。按，江阳之为县，始于西汉，属犍为郡（《汉书•地理志》），东汉末从犍为郡划出江阳郡，辖江阳县（《华阳国志•蜀志》）。汉代的江阳县包括了稍后设置的富世县、公井县、泸州县、江安县（《元和郡县志》卷33）。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已明确记载“江阳县……有富义盐井”。据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注》考证，“富义盐井”即“富世盐井”，因唐避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改。又据《中国盐政实录》，泸州县（今泸州）汉晋时不产盐，江安县晋代始产盐。故可断定。崔氏所言之“江阳之盐”即在富世县（今自贡市富顺县）和公井县（今自贡市贡井区）之范围内。
[5] 参阅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第三章“经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6] 参阅《清末以来的汲卤篾索制造业》，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解放前自贡盐场的煤业》，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永安的盐包市场闻见录》《永安的牛市》《永安的米行记闻》，均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的情况片断》，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自贡盐场的牛》，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7][9] 参见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自贡市主要历史时期的经济概况》，刊《自流井》1985年第1期。
[8] 陈然、曾凡英：《盐，一种文化现象》，彭泽益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0]《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1]《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但衰亡》，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2]《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3]《李亨家族史料》，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14] 参阅《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事略》，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贡井盐商余述怀》，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自贡盐商熊佐周事略》，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熊佐周在井灶上的经营管理》，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自贡盐商罗华垓》，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刘瀛周经营工商企业的前前后后》，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5] 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刊《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7] 陆贾：《新语•术事第二》
[18]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二经济》，朱龙华译，三联书社1985年版。
[19]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20~21。
[20]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P28。
[21]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绪论》P37~40，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2] 参阅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刊《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3] 参阅凌耀伦《试论清代自贡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见《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凌耀伦《论四川自贡盐业手工工场向机器生产的转变》，见彭泽益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宋良曦《历史记载中的盐工》，刊《自流井》1987年第3期。
[24]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423。
[25]《旧时的自贡“乞丐”》，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26]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425~428。
[27]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六章“帮会与上海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841~871。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8] 参阅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第四章“政治结构”之第二节“近代自贡行帮组织及其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9] 参阅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0]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P246~249。
[31] 参阅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第二章“建置沿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P30~52。
[32] 参阅《杨森部队在自流井提款情况的片段》，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辛亥革命后川军派系斗争的概况》，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四川自流井盐税的掠夺战》，刊《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见《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33] 参阅《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刘瀛周经营工商企业的前前后后》，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辛亥革命在自贡》，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自贡市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贡市公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4] 参阅《自贡地方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石印本，藏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地方议事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5]《旧社会川剧艺人的遭遇》，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川剧“资阳河”流派在自贡》，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同乡人张德成》、《曹俊臣与〈打红台〉》，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36]《自贡川剧四晋京》，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37] 参阅彭久松《以四川自贡盐业合资经营为代表的中国契约股份制之框架式研究》，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彭久松《中国契约股份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8] 参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的一组关于“大关”的文章；另悉自贡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还收集保存有几千卷“大关”档案资料待整理。
[39] 《自贡盐场井灶的“龙门帐”》，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傅磊、刘志翔《四川盐业井灶会计研究》，见彭泽益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参阅林元雄等《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刘德林、周志征《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41] 《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自流井第一所新学堂——私立树人学堂》，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解放前去台湾省购置制糖设备始末》，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42] 吴达德：《吴玉章与中国民主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4。
[43]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地方议事会》，见《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4]《“五四”时期自贡地方的群众运动》，刊《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45]《冯玉祥1944年7月给爱国朋友的第十二封信》，见《自流井》1983年第1期。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P485。
[47]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28~32。
[48] 参阅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