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应邀来到扬州，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扬州”讲座。他在接受《扬州晚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扬州文化是清朝时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份，称“清朝时期中国的重要文化就在扬州。”[1]清代扬州文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戏曲、建筑、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的学者和文人，孕育了阮元、汪中、焦循、凌廷堪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郑板桥、李鱓、金农、高翔、黄慎、汪士慎、罗聘、李方膺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一个中等城市有如此重要的文化成就，在国内同等城市中并不多见。清代扬州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代扬州文化为何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除了她本身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的传承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清代扬州盐商的支持、推动。正如启动先生所说的：扬州盐商“收罗了许多文化人，供养文化人，而文人们也正是凭借着盐商们提供的无虑的物质生活，可以专门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盐商们的作为“在客观上完成了大多数学者因财力无法达到的事情，推动了扬州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认为“扬州盐商为扬州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启动先生对盐商对扬州文化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其《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拥有雄厚盐业资本的清代扬州盐商资助、参与扬州文化建设，营造了一个浓郁的人文环境，推动、促进了扬州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研究盐商与扬州文化，认识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进一步拓宽盐文化的研究，应该说有所启示的，也是有意义的。

爱惜人才的文化氛围

    扬州地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交通便捷，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素有“人文渊薮”、“人文荟萃”之称。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传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登临凭吊，交其文人”，“抒写赠答”，相互交往认识，切磋诗文，“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2]“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3]“海内文士，半集维扬”。[4]

    清代扬州盐商中确有一批饱学之士、真才实学之人，如马曰琯、马曰璐、江春、江昉、汪楫、汪懋麟、许承宣、安岐、孙枝蔚、程梦星、程晋芳、郑元勋、鲍志通、鲍潄芳、鲍勋茂、汪应庚、郑鉴元等。他们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个人文化素养、情趣、雅好，喜好结交文人学士，结社吟诗，有的延致门下，长期留住，款留觞咏。他们抱有爱惜人才的较高思想境界，揽才、引才、养才、济才。

    盐商马曰琯“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其弟马曰璐，好读书，“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他们在所居对门构筑“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偕名士结诗社”。兄弟两人与文士的游宴唱和诗结集为《韩江雅集》12卷[5]。符葆森《寄心庵诗话》也称“马嶰谷征君勤学好问，尤好客，夙儒名士，交满宇内。”在马氏兄弟周围聚集了象全谢山、符幼鲁、陈楞山、厉樊榭、金寿门、高西唐、汪巢林、陶篁村、陈绶衣、杭世骏、姚世钰、方世举等一大批文士，马氏为他们“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他们为文士、学者排优解难，提供种种方便，甚至老死送葬，周恤孤儿寡妻。杭世骏在马曰琯死后所撰的墓志铭中称：“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倾接文儒喜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钱塘范镇、长洲楼锜、年长未婚，马氏为他们择亲以完家室；厉鹗六十无子嗣，为其割宅蓄婢；全祖望染上恶疾，为其悬千金，请医师治病；天门唐太史客死扬州，为其厚赙以归其丧；石交谢世，岁时周恤其孥。马氏兄弟对一些贫寒士子、学者穷毕生精力撰写的著作，因财力无法出版，资助刻印出书。如姚世钰死后，为他刻遗著《莲花庄集》。朱彝尊《经义考》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流派、版本目录的重要著作，由于该书部头甚大，虽世人多愿见之，康熙也曾赞赏此书，希望早日刊刻，但朱彝尊财力无法完成此书的刊刻。马氏出资千金赞助付梓，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出版。马氏兄弟好客待人，招延文士、学者的所行，受到了名士们的一致赞扬，四方文士、学者来到扬州时，以不踏马氏们限为一大憾事。清代扬州学派重要人物阮元在其《广陵诗事》中称，自马氏兄弟与江昉去世后，“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他为之十分感叹。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吊秋玉主人》一诗中称：

 
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客散兰亭碑尚在，草荒金谷鸟空鸣。
我来难忍风前泪，曾识当年顾阿瑛。

    “供养文人过一生”，象厉鹗、陈绶衣、杭世骏、全祖望等名士都曾馆于马氏兄弟之家，为他们的研究、创作解除了衣食之忧。

    另外如大盐商江春、江昉兄弟，时人称为“二江先生”，也是雅好交结文人，招引人才赋诗作词。“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他家有大厅可容百人，坐常满，所谓“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凡士大夫过扬州，问其馆于何家，不是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江昉的紫玲珑馆。[6]在江春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如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方贞观、陈章、吴献可、郭尚文、金兆燕、王步青等，其中吴献可、蒋士铨、金兆燕就馆于康山草堂秋声馆。吴献可为吴梅村之孙，“通经史，究名法之学”，江春延于家达二十年之久。王步青，进士出身，官翰林，在扬州主持安定书院，江春师事之。郭尚文，江春延之管理扬州文汇阁所贮图书。
时称“北安西亢”的大盐商安岐（字仪周，号麓村），是一位藏书家和书画鉴赏家，他“以好士称，江淮间文士之贫而不遇者，多依以为生，麓村始终礼遇之，不稍懈也。”[7]

    清代扬州盐商爱惜人才的思想和作为，揽才、引才、养才、济才，在他们的罗致下，南北各地文人如鱼之趋水，如鸟之归林，往来邗上，云集扬州，使扬州成为引聚人才的高地，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浓郁的人文环境，这无疑为清代扬州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提供图书资料的研究环境

    一个城市图书贮藏及其提供的便利阅读情况，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城市的文化学术研究的环境如何。上引袁枚《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一诗中《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说的是马氏的藏书。马氏兄弟是名闻大江南北的著名藏书家。马曰琯一生勤奋好学，酷爱图书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有未见书，他不惜巨资购买；见秘本书，必重金购置；或世人所愿见书，不惜千金刊刻出版。马曰琯可谓是一位嗜书如命之人，贮藏图书是他的“癖好”。在马曰琯的大力罗致下，浙江仁和赵谷林小山堂的藏书（其中有异本书数万卷）也充实到他的藏书中来，因而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评论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为什么呢？全氏认为，徐乾学的传是楼，王士禛的带经堂，朱彝尊的曝书亭，在他们网罗书籍之时，因战争（明清易代）未久，许多书籍伏而未见。而至马氏时，文明日启，遍帙日出，而许多人不是收藏书籍非其所好，就是无力购买，而马氏兄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时，斯所以日廓也。”马氏藏书达百橱之多，积十万余卷（一说八万卷），其中不少是秘本、精本、钞本。马氏所收藏图书装帧精美。他常年雇请书写名手数人，在书上用仿宋字书写，这几个人终年不能缀笔。

    马氏不仅仅收藏图书，也收藏古画、金石、鼎彝、古玉、玩器。据阮元《广陵诗事》称，他听扬州诸诗老讲，马氏不但藏书极富，其藏画亦极佳，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书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钜观。

    马氏建“丛书楼”一所，前后二楼，为他的别业“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十二景之一，用来贮藏十万余卷图书。“丛书楼”中“园亭明瑟”，而巍然高出，“下规百年地，上蓄千载文。”姚世钰《丛书楼铭》中称：“经史子集，搜罗骈阗，学古有获，非托空言”。“丛书楼”环境幽雅，典藏丰富，是一座图书馆，也是一座美术馆。

    古代时，国内有些藏书家贮藏图书典籍，仅为自己阅读、欣赏和标榜的需要，而马氏贮藏图书典籍，除了自己阅读、研究需要外，主要是为传播学术、文化。因此，他们的“丛书楼”对那些名流学者一直是开放着的。著名学者厉鹗馆于小玲珑山馆多年，成为马家的座上客。他在“丛书楼”中端居探讨，得尽探“丛书楼”中的秘笈，其中所见宋人文集最多。他在这个基础上，又求之于诗话、说部、地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与马氏兄弟合作撰写成《宋诗纪事》100卷，共180万字的煌煌巨著，其中1至10卷为马曰琯与厉鹗同辑，10至20卷为马曰璐与厉鹗同辑。以后又辑录成《南宋院画录》8卷，又著成《辽史拾遗》。如果没有“丛书楼”提供的图书典籍条件，厉鹗要辑录，撰写成这些书籍，恐非易事。两淮盐运使、一代文学名流卢见曾也是马家的常客，他是“丛书楼”图书的经常借阅者，他题其所寓楼为“借书楼”。

    “丛书楼”也是马氏兄弟与文人们探讨学术、撰写文字的“雅集”的重要场所，他们在此研讨学问，交流思想，探究创作。

    除了马氏兄弟藏书外，有些盐商的藏书也颇为出名，黄奭家世代业盐，藏书颇富；汪棣家多畜异书；汪楫家多藏书。另一大盐商安岐，据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收藏颇富，项氏、梁氏、卞氏所珍悉归之。”这个项氏，也就是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上所提到的项氏，即项无汴（字子京，号墨林），其“彝鼎图书之富甲天下”。《清稗类钞》称安岐“收藏之富，甲于海内。”安岐将他所藏、所经眼的书画作品，凡遇古人手迹及有心赏者，随手笔录数语，以后选择其中部分好的，编次成书，汇成卷帙，成书名为《墨缘汇观》。盐商程晋芳罄其家资购书五万卷，并为此而破家。他与一些方闻缀学之士与共阅读、研讨。

    扬州文汇阁是藏书场所，乾隆时所修《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就存入于此处。文汇阁是由盐商出资雇请人管理的，如郭尚文就由盐商江春雇请来管理文汇阁图书。文汇阁图书是可以出借给人的。

    正是在这一股浓郁的书香气的推动下，清代扬州人藏书、读书风气很盛。费轩《梦香词（调寄望江南）》中称：“扬州好，佳句记还无。名士总胜三斗酒，贫家都有五车书。”贫穷人家，或者说一般人家都有“五车书”，况论其他人家。林苏门在《续扬州竹枝词》中说：“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红情绿意朱门满，不尽诗工境便穷。”盐商们学起作诗来了，这种文化的氛围确实是很浓的。旧时扬州盐商家常挂的一副对联：“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也道出了扬州城内有着好读书、作文章、做学问的良好社会风气。

培养人才的育才基地

    在业儒与从贾问题上，清代扬州盐商中有一些人是“先儒后贾”，或者说“弃儒从贾”的。“从贾”之前，他们就已熟读经书，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素养。“弃儒”的原因，有的是家庭遭变故，家道中落，迫于生计，转而走上了营商的道路，例如盐商鲍志道7岁读书，11岁时因家道又一次中落，因而弃家外出经商。有的是因科举仕途无望，弃儒从贾，例如大盐商江春，少年时攻习科举，22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结果名落孙山，转而协助父亲经营盐业贸易。有的因家少兄弟，代父经营盐业。

    但是，清代扬州盐商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先贾后儒”的，即是在解决了家庭生计，积聚了一定财力后，转而业儒的，如盐商吴门第就是如此。他家“自前明入国朝，历二百余年，业习禺策”。他弃儒经商，“经理先世两淮。每遇公事，辄就谘访”。[8]他几次承办乾隆南巡大差，两次被乾隆帝加一级，又被赏赐荷包、银锭、貂皮、文绮、藏香等物，又被赐宴于天宁寺。他因输饷有功于清王朝，被加恩六级。他在晚年弃贾业，专意课督诸子儒业，“谆以陶侃惜分阴之义相訾”，见诸子“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9]其子吴绍澯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考中了进士，授武英殿总校官，他也被诰授资政大夫衔。

    在封建社会里，盐商们不管是“先儒后贾，”还是“先贾后儒”。正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崇儒情结，因为只有业儒仕进，才能荣宗显祖，光耀门第，而从贾只能积聚财富，而不能“大吾门”、“亢大宗”。因而不少盐商虽身在商场，仍然念念不忘诗书相伴，好学不倦，虽经商途中舟车劳顿，常常一卷相随。如盐商吴彦先在两淮经营盐业，“虽隐于贾，暇辄流览书史，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以为不及。”[10]徽州盐商程晋芳，家世业盐，他虽托身于贾，却愔愔好儒，出资购书5万卷，与博闻好学之士，共同阅读讨论。他后来考中进士，清廷开四库馆，被议叙翰林院编修。

    清代扬州盐商中的一些人在自己业儒无望成名于当世，或者由科举考试而入仕的通道被堵以后，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儿孙后代身上，希望他们“就儒业”，进仕途，“富可教不可缓也”，心情是十分迫切的。正是基于此种思想，他们不惜重金延名师为儿孙们授业，购书籍教育子弟。有的盐商为了让更多的宗族子弟们接受教育，积极捐资兴学，建立书院、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在这一背景下，清代扬州书院教育发展起来了。

    两淮巡盐御史高斌在《安定书院碑记》中说：“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士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願光盛典”。[11]清代扬州书院在前代的基础上，在盐商们财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得到了发展，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定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疑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甪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等。正如柳诒征先生所说：“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12]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都来自盐商和盐运使司的运库，而盐运使司运库又与盐商有关。倪澄瀛《再续扬州竹枝词劫余稿》中说：“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书院学堂原不别，挹兹注彼究何嫌。”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3中说：“扬州城内义学极多，向由盐运使署领给官款，修脯所入甚半。寒士每费尽心力，以营求此席，得后可终身坐食馆谷。”可见，书院、义学中教席的待遇是很高的，这恐怕是其它地方所办不到的。

    安定书院在康熙元年（1662年）由两淮盐运使胡文学与盐商共同筹款建立起来的。梅花书院则由盐商马曰琯独资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原名崇雅书院，后改名为梅花书院。书院一切都非常规整，有门舍、祠堂、议门、上堂、讲堂、号舍、饭堂、园亭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马曰琯儿子马振伯将书院捐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敬亭书院由两淮商人出资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担任过两淮总商、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大盐商汪应庚见郡邑学宫岁久倾圯，于乾隆元年（1736年）捐出5万两银子重修，并以2千两购置祭器、乐器，以1万3千余两购买学田一千五百亩，岁入田租归诸学宫，以待岁修和助诸生乡试资斧。扬州大盐商汪硕公（又写作汪石公），其妻汪太太也曾捐资助学，据《清稗类钞》记载：因为安定、梅花书院“绌于经费，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

    在盐商的招引下，经费充裕的扬州书院聘请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之士来此主讲席（山长、掌院、院长）。安定书院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有桐城派中坚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书院主要月课是八股诗赋之属，作为科举考试之预备场。书院“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这些著名学者、文士的到来，使得安定、梅花两书院声名鹊起，不仅本府诸生纷至沓来，外府、外省的诸生也风闻而来，来此肄业者甚多，“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赵翼主讲安定书院时，还携儿侄五人至书院读书。安定、梅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著名的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及其弟段玉成均肄业于安定书院。高邮王念疗法、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训诂学家，也受业于安定书院。其他如梁国治、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等人都出之于安定书院，刘文淇、凌曙也受业于梅花书院。嘉庆十四年（1809年），受业于梅花书院的洪莹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头名状元，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故而扬州府特地建造了一所文昌楼，设立孝廉堂，专门为举人讲课，以此激励后来学者。梅花书院的名声大起，它成了一所训导举人，吸取进士的书院。

    王振世在《扬州览胜录》卷6中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名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清代扬州盐商用财力支持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用他们久远的眼光养育当时的人才，其识见值得人们敬仰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