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始元六年，汉廷围绕国家的基本政策召开了一次规模颇大的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多年之后，桓宽著《盐铁论》一书加以记述。何以桓宽要以《盐铁论》为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卷十八子部《盐铁论》十二卷（内府藏本），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实则反复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书末《杂论》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记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余人，而最推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于桑弘羊、车千秋深著微词，盖其著书之大旨。所论皆食货之事，而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改隶史部食货类史，循名而失其实矣。”按此说法，桓宽以《盐铁论》为名是“其议不尽行”，并不准确。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其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考察，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盐铁确实在社会上大放异彩，影响所及关乎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径直将那个时代称之为一个“盐铁时代”。

    本文拟具体分析这个“盐铁时代”的形成、历史特征，以及其历史地位，并由此对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作一基本的评价。

                                              一

    桓宽所著《盐铁论》，所记主要是汉武帝朝史事，但这应是“盐铁时代”的终结时期，而并非这个时代的开始。循着盐、铁发展演变的线索去追寻那个时代的历史，可知早在春秋之际，“盐铁时代”便已拉开了历史序幕。

    这个历史时代的序幕是随着盐、铁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拉开的。春秋时代，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盐、铁的重要作用。《左传》成公六年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自春秋经战国入秦至汉，这种重要作用与日俱增，其影响及于社会各个方面。

    首先，由于盐、铁是每个家庭生产和生活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直接关系社会民生。《管子•海王》说：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汉书•食货志》也记载：

    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

    唯其如此，盐、铁的供应和它们价格的每一变化，都会立即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盐铁论•水旱》说：“盐铁贾贵，百姓不便。”同书还记载了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攻击桑弘羊一派的言论。他们说：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罷于壄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

    这里，贤良、文学讲到的虽然主要是铁，但盐何尝不是这样。食盐掺杂使假，曾致使百姓“攻苦食淡”，于民生影响实大。

    正是基于盐、铁的广泛性社会需求，煮盐和冶铁业在当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的龙头产业部门。大凡盐、铁业得以发展，这两种大宗商品流通较为繁荣的时期，社会经济就能够得到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弛山泽之禁”的具体内容，《盐铁论•错币》篇说，就是“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唯其如此，经营盐、铁即可获致巨富，盐、铁成了市场上的宠儿，受到商贾的追捧。翻检《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汉书》中的《货殖传》、《食货志》，那些倾国倾城的富商巨贾，几乎都是依靠煮盐、冶铁而起家的。特别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的那些“役财益骄”而又“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盐铁业。如“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又如“齐俗贱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从盐铁商人的财力和社会影响，我们也能充分感受到盐、铁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盐、铁在社会经济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在国家财政中的支柱作用。春秋时代的齐国，农业生产不甚发达，他之所以能够长期称霸，主要就在于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在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战国时代，秦国虽然实行农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但也非常重视通过控制盐、铁资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曾实行“壹山泽”的政策。到了西汉，盐、铁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汉武帝时期，由于汉廷连年对外用兵、大兴土木，加之经常发生水旱灾害，于是，汉王朝“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财政几近崩溃。为了扭转此种危局，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政策，终使汉王朝渡过难关。《史记•平准书》记载道：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又说：

    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盐铁论•轻重》讲：

    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汉书•食货志》说：

    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

    《史记》、《汉书》、《盐铁论》均为当时人所撰史书，其记述无疑是准确的。凡此无不表明盐、铁对国家财政所起到的支柱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西汉的盐铁会议上，虽然盐铁官营受到贤良文学的很多指责，但桑弘羊等人则反复强调其财政贡献。在《盐铁论•本议》篇中桑弘羊说：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在同书《非鞅》篇中他又一次指出：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盐铁论•轻重》记御史之言说：

    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

还说：

    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

    显然，如若不是依靠盐铁，西汉王朝将难以扭转财政危机。于此可见，盐、铁实为国家经济命脉。

    不仅如此，盐、铁还左右着国家与地方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由于盐、铁为社会支配性的经济资源，谁控制这一资源，其力量就会坐大。从西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力量曾凭借盐、铁经营，构成对中央王朝的严重威胁。一种是地方诸侯力量。《盐铁论•错币》记载：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而奸伪息。

    同书《禁耕》又讲：

    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

    吴王刘濞、大夫邓通等人，正是凭借盐、铁之利坐大，进而起兵反叛，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另一种是富商大贾的力量。《盐铁论•复古》记载：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同书《刺权》也说：

    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天下，是以齐国内背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

    国家与富商大贾的矛盾，虽未酿成“七国之乱”那样的大乱，但也是非常尖锐的。《汉书•食货志》说：“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也是西汉王朝要通过盐铁官营等政策措施排抑富商大贾的重要原因。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明确讲他推行盐铁专卖的目的是：“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虽然盐铁官营的主要目的在于国家与商人争夺盐铁之利，但也包含有打击地方分裂势力的目的。所谓的“离朋党，禁淫侈”，就是要把地方上的富商大贾和豪强权贵所掌握的利权夺取过来，堵塞他们发财致富的途径，消解其经济基础，进而消除政治上的一个潜在威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盐、铁上关国家政治，下系百姓民生；盐铁业是社会经济的龙头部门，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支柱。这是一个盐、铁在社会上大放异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如若不是一个“盐铁时代”，那又是什么呢？所以，愚见以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盐铁时代”。

    汉代人班固曾说：“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桑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定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至宣帝时，汝南桓宽，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意，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 何以“推衍盐铁之意”，就可以“究治乱”，当是因为盐、铁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晴雨表。《金蟠刻本盐铁论自序》说：“汉昭皇帝时，大夫桓氏著《盐铁论》若干卷，遡其叙列，则汉廷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质难当时利弊而垂之竹帛者也。上自礼乐刑法，下逮农耕商贾，内则少府颁赍，外及蛮夷战守，金筹石画，驳辨稽参，靡不愷至而精覈。所论非特盐、铁也，独举盐、铁者，犹太史公综货殖独书《平准》也。独书《平准》，而四民俱困之形见；独论盐铁，而万世薮病之本晰，故有取尔也。” 何以“独论盐铁”，就可以知道“万世薮病之本”，当是因为盐、铁是社会经济的根本。所以，桓宽将盐、铁会议的讨论，冠之以《盐铁论》，这是颇具慧眼的。

                                               二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是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二是牛耕技术的产生。这两项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生产技术，在当时却引起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这就使个体小农家庭从村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可能。原来，在木制生产工具和青铜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单靠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家庭，很难实现对土地的大规模垦殖和水利的兴修。这决定了个体小农家庭必须联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开展生产。所以，在春秋以前，虽然已经有个体小农家庭，但这时的个体小农家庭仅只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生活单位，还不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经济单位。因为，在这个时候，个体小农被整合在村社之中，村社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经济单位。然而，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产生和牛耕的推广，个体小农的生产发展能力大增，于是乎，个体小农纷纷从村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既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同时又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和生产单位，获得三者的统一。

    这样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小农家庭的解放。这个解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发展的过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编户齐民”大量涌现，社会人口迅速增多。从此，小农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生产经营的角度来看，小农经济具有单一性、细小性的特点。早在战国时期，李悝就作了描述与分析：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其中讲到小农家庭“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主要指其生产的单一性；“农夫所以常困”，指的是小农家庭的细小性、脆弱性。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要想其全部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小农家庭不得不面向市场、面向交换。在走向市场交换的过程中，因其经济力量脆弱，小农主要是选择家庭生产、生活必需的盐、铁商品。前引《管子•海王》讲：“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讲的都是小农对盐、铁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即使在交换经济微弱的时期，也难以改变。《颜氏家训•治家》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耳。

    这也就是说，即便是自给程度很高的经济体，它也不能不需要盐、铁的供给。在自给自足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体中，始终存在着商品的缺口，其中最大的就是“盐缺口”和“铁缺口”。巨大的依赖造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广泛的市场需求条件下，盐、铁生产又借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很大发展（详下），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龙头产业部门，代表着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所能达到的规模与水平。我们所说的“盐铁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三

    “盐铁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着自己鲜明的历史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盐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尽管我国对盐的发现与利用较早，但在上古时期，其生产发展较为有限。夏王朝时，《禹贡》中有“青州厥贡盐”的记载。周代，虽设有“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但规模毕竟有限。然而，自春秋开始，盐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秦汉以后，这种发展更有突破。据记载，西汉曾在全国设盐官三十七处，铁官二十六处。这时，不唯内地的盐、铁资源得到开发利用，边疆地区的盐、铁资源也得到了开发利用。以铁来说，四川西部的冶铁业已很发达，司马迁笔下的程郑、寡妇清等人，都是靠经营川西南的冶铸业而起富的。从盐来看，云南连然县的盐井也已得到开发，曾设置过盐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首先曾备述天下各地的资源状况，然后指出其“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实际上讲的就是生产的大发展使得各个地方的资源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利用。再从生产的规模来看，根据前引史料，每一户经营煮盐和冶铁业的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这样的生产经营规模，颇类后代的大型工矿企业，它出现在春秋战国秦汉之世，确实代表了当时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也反映了盐、铁生产大发展的历史事实。

    其次，这是一个食盐在社会上大放异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食盐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资源，而是随着盐业生产的大发展，变成一种大宗商品，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时，又由于它在社会经济中的龙头和支柱作用，进而变成一种政治资源。《盐铁论•禁耕》记：“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甲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史记•货殖列传》说：“……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这里，两书均提到“权利”一词。对于这个词究竟作何解，许多学者一向将其释为“权势、利益”。据李埏先生的考证，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指盐铁，并且，将盐铁称之为“权利”是当时社会上人们的习惯用语 。从社会上普遍将盐铁等同“权利”的历史事实来看，盐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若盐铁没有在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上是绝不可能将盐铁视为权势所在、利益之源的。

    再次，这是一个商品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这时，不仅手工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就连农业中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司马迁描写道：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干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里提到的种植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千亩姜韭的人，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村专业户。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应该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度。不过，尽管当时商品性生产较为发达，但在众多的生产行业中，煮盐和冶铁业的规模却是最大的。这是当时任何一种商品生产部门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正基于此，我们才将盐铁生产部门称之为社会上的龙头产业部门和支柱产业部门。

    第四，这是一个个体小农打破封闭走向市场的时代。前面我们论述到，在盐铁时代之前，个体小农生活在村社之中。当时，这种村社经济体，据孟子等人的记述，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处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很少与市场有过多的联系。盐铁时代，个体小农纷纷从村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与市场交换发生了密切关系。虽然小农与市场发生联系、卷入商品交换从根本上是由小农经济生产的单一性所决定的，但盐、铁的需要却是小农走向市场交换的重要渠道。正是由于盐缺口和铁缺口的存在，使小农不得不经常与市场接触。而且，为了交换盐、铁，小农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生产品，有的甚至是维持家庭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从而使盐缺口和铁缺口越来越大，并生长出其它新的商品缺口。过去，我们简单地说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从盐铁时代的情况来看，小农经济始终与市场交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四

    盐铁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盐铁时代之前，个体小农被整合在村社之中，这时，社会上参与交换的主体是部族而不是小农，我主张将其称为一个部族交换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小农解放出来，盐铁在社会上大放异彩，形成一个盐铁时代。到了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再度达到新的高峰，茶叶异军突起，与盐一道成为社会上最为大宗的商品。汉代设有盐官、铁官，唐宋曾设过盐铁使，后又设茶盐使、茶盐提举司，反映了茶盐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我主张将其称为茶盐时代。明清时期，棉粮代替茶盐成为社会上流通量最大的大宗商品，我主张将其称之为棉粮时代。这几个时代的不断更迭，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盐铁时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时代，上承部族时代的终结，下启后来的三个时代，实为一大转折阶段。

    从盐本身的角度来看，盐铁时代奠定了盐业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至迟自春秋战国始，盐利已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尔后，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盐利对封建国家财计的影响愈显突出。汉代，“盐铁之利，……所给甚众，有益于国” 。唐代大历末年(约779)，“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宋代，盐利“最资国用” 。“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 。偏安于临安的赵宋朝廷，“其诸路岁入财赋，至行在(临安)者，实数甚微”，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 ，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来源于盐钞。如“建康大军一窠，全仰盐钞，岁额以一千二百万计” 。时人曾评论道：“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无怪乎有的学者称当时是“中国历史上以盐钞立国” 的社会。此后，直至明清时期，盐业经济的这种重要性仍然较为突出。

    与之密切相关，为攫取盐铁之利，春秋时期，管仲推行“管山海”的政策，在历史最早推出盐、铁专卖。这一制度，在战国和秦代不断得以施行。到了西汉武帝朝，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盐、铁之利，与富商大贾争夺利权，桑弘羊等人推行盐铁官营政策，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官产—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此后，虽然这一制度的实施曾有过波动，其内容也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但它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这样说来，盐铁时代还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重大影响。

1. 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2.《史记•货殖列传》
3.《盐铁论•复古》
4.《沈津百家类纂八盐铁论题辞》，见《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
5. 见《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
6.《汉书•食货志》
7. 李埏等著：《<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第72—7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史记•货殖列传》
9.《盐铁论•非鞅》
10《新唐书》卷54《食货》
11《文献通考》卷16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条
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条
14 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5《再辞免状》
15《宋史》卷182《食货下四》
16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702页

【编辑：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