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古圣先贤与盐的不解之缘是中国盐文化的一个亮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自中华民族始祖起，轩辕黄帝曾战炎帝于阪泉，败蚩尤于逐鹿，均涉及到争夺盐池的战争。炎帝属下的部落夙沙氏还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自此之后，古圣先贤与盐的记载不绝于史。其中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段论述代代相传诵，堪称千古绝唱，道出了中华民族艰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不断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发奋图强，为国家、社会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而体现着这种民族精神的六位古圣先贤，据笔者考证，竟然均与盐有密切的关系，现分述如下：
舜——心系盐民的古代圣君
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1]，历史上五帝之后，中国进入远古文明的尧舜时代。尧在位时，舜还是一个普通农家小伙子，在家里一直受到父亲、弟弟等家人的欺辱迫害，但舜均能忍让，从不计较，他辛勤耕种于历山，帮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发于畎亩之中，受到尧的赏识，就把王位禅让给了他。舜继承和发扬了尧的长处，精心治理天下，处处为百姓做好事。在历山的西南方有个著名的盐池叫解池。是最早开发利用、“自然成盐”的大盐池。舜十分关注盐的采集和盐民生活，他来到解池，见到南风吹来，沿岸的盐水迅速蒸发，凝结成盐颗粒，朝取暮生，暮取朝复，取之不竭。舜身体力行，与大家一起取盐，虽然累得精疲力竭，十分辛苦，但有了盐，可以换回很多其它物资，老百姓因此而解除了贫困的痛苦和烦恼；有了盐，可增加财政收入，为治理天下办更多的好事。因此，舜十分高兴，劳动之余，和解池的盐民一起，欢歌载舞，为感谢上天体怜苍生，频频刮来南风，使盐获得丰收。舜亲自弹起五弦之琴，创作了南风之歌，并带头歌唱，“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吾民之财兮。”[2]由于舜心系盐民，心系天下百姓，故受到老百姓衷心拥戴。“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3]舜治理的天下也由此进入远古文明的鼎盛时期。
傅说——修筑运盐道的圣人
傅说为古虞国（今山西运城平陆县）人，为商朝武丁王中兴名相，是比孔子还早一千多年的中国第一位“圣人”。武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君王。武丁具有雄才大略，很想把天下治理好，但对身边王公大臣都不满意，于是微服出行，到民间私访圣贤。当他来到傅险（傅岩，今山西平陆县城郊东部圣人涧。）认识了一个叫说的人。当时说正与一群百姓在修筑运盐道路。殷商时期，傅险是虞、虢两国交界处，是池盐（解盐、潞盐）运销黄河以南的交通要道。这里两山高耸，涧水中流，盛夏水涨，冲毁道路，商旅裹足不前，特别是盐等易受潮溶化的物资更容易受阻。为防洪水冲刷，说发明了一种版筑之法，即用两块木板相夹，两边各置两根椽，用麦草捆缠，中间填满湿土，或夹以石灰、草泥，以杵捣实筑成土墙。（至今边远农村还有用此法筑土墙建的房屋），这种版筑法极大地加固了路基，有效地防止了洪水的冲刷。武丁在此找到了版筑的发明者——说，与之交谈，则发现此人才华出众，从版筑之法谈到如何夯实国家的基础，从防治洪水谈到如何兴利除害，从运盐的艰辛道出“非知之艰，行之唯艰”[4]的哲理。通过交谈，武丁认定此人是治国良才。回朝之后，武丁本想马上提拔说，但恐众人不服，于是想出一法，叫大家举荐人才辅佐朝廷。众人受命，推荐了许多人，无非是一些位高势大、资历较深的王公大臣。武丁对推荐的人一个都看不起，摇头叹息一阵之后，竟晕了过去，连续三年昏睡不语。三年后的一天，突然醒来，大笑：“我梦到圣人了！我梦到圣人了！”他借神托梦，并命画图寻找，最后在傅险找到说，请回朝廷，当众宣布：“这就是梦到的圣人。”并请求治国之道。说侃侃谈来，对答如流，众人惊服，于是武丁拜说为相。因在傅险（傅岩）发现的说，故又称傅说。傅说为相后，辛勤劳绿59个岁月，成为殷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建筑科学家，他还用盐和梅调和鼎鼐，制作出鲜美的饮食，以致后人留下了傅说和羹的传说。他一生留下千古不朽的宏文《说命》三管，使天下大治，武丁也因此而被誉为殷商“中兴明主。”
胶鬲——第一位盐商
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的大臣。《封神演义》十七回写胶鬲在文书房，官居上大夫，因苏妲已造虿盆，欲将宫女投入其中喂毒蛇，胶鬲不忍，上谏劝阻，使纣王大怒，欲将胶鬲与宫女一同投进虿盆，胶鬲大骂不止，愤而跳摘星楼身杀。这段情景描写不是历史事实，但也歌颂了胶鬲大义凛然的气概。历史上胶鬲原为纣王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昔日泰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胶鬲是其中之一，是作为盐商的祖宗被供奉的，别处供奉的两位，一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胶鬲在贩卖鱼盐过程中，十分辛劳，最后被周文王发现，拟举为重臣。但胶鬲当时并没随文王入周，可能是受文王嘱托，仍留在商朝策反作内应。后来，胶鬲官居少师，并作为上邦使团成员出使周朝，使团以纣王之兄微子为首，成员除胶鬲外，还有伯夷、叔齐等。时文王已去逝，由武王执政。武王兄弟分别给使团成员做工作，要他们反商助周，许诺微子世为长侯，胶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微子、胶鬲答应了，只伯夷、叔齐没接受。不久，武王伐周：“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5]微子得知武王出兵的消息后，马上命胶鬲去周师联络。武王接见胶鬲，商定了十五日后，也就是甲子日到达朝歌，然后胶鬲速赶回去通报。武王挥军东进，一路不断遇到恶劣的天气和险要的道路，行军十分艰难，部下劝武王歇息缓进。武王认为：自己与胶鬲已约定甲子之期，如不能按时赶到，胶鬲将有危险，他不愿失信于天下，也不愿失信于胶鬲。于是催兵疾进，按期赶到，以4万5千多人的兵力讨伐纣王，纣王拼凑了70万人迎战于牧野。由于微子、胶鬲等人的策反工作成效显著，纣王70多万人一经接触，士崩瓦解，很多士兵纷纷反戈冲向纣王，纣王大败，自焚而亡。武王建周之后，“微子胶鬲，皆委质为臣”。[6]
管仲——盐专营的创始人
管仲是中国盐业史上最有名气的人，不仅泰州庙里供奉有管仲，昔时，川北一带古老的盐场均供管仲为盐神。管仲原名夷吾，因齐恒公拜相，尊其号曰仲父，从此国人不分贵贱，均不敢犯夷吾之名，皆称仲。
东周庄五十二年（前685年），齐恒公任用管仲为辅佐。管仲着力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根据齐国丰富的盐铁资源，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将山上的铁、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理。其中对盐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管仲还提出了“正盐筴”的具体实施政策，即建立食盐人口州籍，将全国各地人口详细登记，官府按时按州籍卖给食盐。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7]。这样做的结果，保证了国家“稳定盐利。”同时客观上也保证了食盐的正常供应，从总体上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管仲辅佐齐桓公，乃贤相遇明君，齐桓公对他言听计从，管仲知人善任，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修治甲兵，实行“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来人烟稀少，边远贫困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管仲的丰功伟绩受到后人的敬仰和推崇，诸葛亮曾自比“管（仲）乐（毅）”，梁启超称管仲为“国史第一人。”管仲的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作用。
孙叔敖——《盐铁论》上记载的名相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著名贤相。昔时长沙大西门某盐号上有一付对联。“胶鬲生涯，桓宽名论，夷吾煮海，傅说和羹。”这付对联贴在盐号上，记载了4位与盐有关的历史名人，胶鬲、夷吾、傅说已如前述，桓宽是汉宣帝时的学者，官至庐江太守丞，因生在孟子之后几百年，不可能进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例子，但桓宽所著的《盐铁论》却是古代盐业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盐铁论》上记载有这样一句话：“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8]，从这话中，可见孙叔敖当了楚相，但仍非常俭朴，连妻子也没穿好衣服，马没吃好饲料。这样的“平民总理”，理所当然会被孟老夫子看中举例子。
孙叔敖早期是“楚之处士”，“期思之鄙人。”隐于海（湖）边。因怀绝世之才，贤名远播，被推荐给楚庄王。“王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伊（宰相）”。之后，吏民皆贺，唯一父老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忙正衣冠出迎。父老见他诚恳虚心，语重心长地告诫道：“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9]孙叔敖拜领了这乡村父老的教诲，从此严于律已，奉法自守，持廉至死，一心为民造福，他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富国强兵，亲自指挥楚军大破晋军。精心“治楚三年，而楚同逐霸。”[10]
孙叔敖治楚期间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办了不少利民便民之事。当时，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蚁鼻钱。”楚庄王嫌重量大轻，令将小币改铸成大币。但实行之后，“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禀告孙叔敖：“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禀报。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11]
孙叔敖在管理市场中，也涉及到了盐的问题。盐是生活必需品，应该怎样计量呢。“漆千斗，糱曲盐豉千苔，或作台，器名有 ，孙叔敖云： 、瓦器受斗六升。”[12]后人记载：“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13]由此可见，孙叔敖事无巨细都纳入管理范围，连装盐的器具计量也受到他的关注。把百姓的生活小事当成大事进行精细管理，因此受到老百姓的拥戴，经他治理的楚国：“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资贼自食。”[14]后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由此将孙叔敖列为《循吏列传》第一人。
百里奚——运盐过程中被起用的贤相
百里奚是秦缪（穆）公时期的贤相。他是虞国人，早年生活贫困。后发愤出去闯荡，先在虞国聘为中大夫。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作为晋国公主的陪嫁小臣随同前往秦国。他深感屈辱，半途逃跑到楚国，可得不到重用，被分配去放牛。后来因赛叔推荐，秦缪公知道了百里奚贤智，想高价从楚国赎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许，就派人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回了百里奚。“秦缪公使贾人载盐于卫，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羚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缪公观盐，见百里奚”。[15]从历史记载中可看到，百里奚是由商人买来负责运盐到秦国的，因百里奚在楚国放过牛，运盐过程中，他的具体工作则是负责照料管理拉盐车的牛。秦缪公观盐时，见到百里奚，发现这些拉盐车的牛，长途跋涉后，居然一头头膘肥体壮，很感兴趣，就问百里奚：“‘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对曰‘臣饮以时，使之不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16]从百里奚照料管理牛的经验中，秦缪公认定了百里奚是位治国的贤才，经过长谈考查后拜其为相，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百里奚相秦期间，内修国政，教化天下，恩泽施于民众。同时在外交上施德诸侯，树立秦国威信，使地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为秦国取得了霸主地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使金子更显本色。以上六位与盐有不解之缘的圣贤的经历，品格及业绩给后人无穷的启迪，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粗略归纳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任人唯贤，破格选才。
六位圣贤能够立下丰功伟绩，首先要归于发现，重用他们的“伯乐”，历史上的伯乐相马也与盐有关，成语“骥服盐车”是比喻大材小用，未遇知已。伯乐就是从拉盐车的马中发现了骐骥（千里马）。六位圣贤中，除管仲之外，均选自下层，而管仲举于士（狱官），更显特殊，是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受到重用的。他被选拔前，却是齐桓公的仇人。管仲原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手下的大臣，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国君时，被管仲射中一箭。齐桓公开初对管仲恨之入骨，后来竞容忍，并敬佩管仲对主子的忠心。并因此不计前隙，破格提拔管仲。其余如尧提拔舜，武丁发现傅说，文王武王重用胶鬲，楚庄王重用孙叔敖 ，秦穆公重用百里奚，无不表现出伯乐的慧眼和胆识。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当今世界各种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六位圣贤的提拔和重用值得今天的各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深思啊？
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这段著名论述，在列举六位圣贤并进行评价之后，一针见血地点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梅花香自苦寒来，六位圣贤早期生活是非常贫困，艰难的，经历过无数的坎坷和曲折，其中，盐业活动对他们的磨炼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盐业是古老的行业，海盐、湖盐、井盐、矿盐，无论生产、运输、销售、管理，盐行业的工作都是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舜帝直接接触盐的生产，百里奚长途运盐，胶鬲直接销售盐，傅说修筑运盐道，孙叔敖关注盐的市场管理，管仲制订盐的政策，分别使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这种磨难之中，圣贤们都能坚持堂堂正正做人的标准，动心忍性，不断增长才干，是金子总会闪光，机遇总是光临有准备的人，一旦被发现重用，就有了施展才华抱负的机会。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无伟男，借鉴圣贤们的经历，我们确实应当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无论国家、单位、个人均要防患于未然。而令人担优的是，当今物质条件大大改善，物欲横流，许多人太过于追求安乐、享受。连死亡的痛苦也不敢承受，要讲“安乐死”。如果一个人“安乐死”倒值不得大惊小怪，如果任其发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乐死”，那就很危险了。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台湾危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等，足以让世人警醒。从六位圣贤及自古以来正反两面的例子，应当给我们竖起一面面镜子，敲响一口口警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古圣先贤们的“民本”主义思想，想依然闪烁出灼灼的光华，他们执政为民的事迹在历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自舜起，传承后代的儒家文化贯穿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两个基本精神。连极其艰苦的盐业生产，舜却要为其歌唱，其它为民之事更举不胜举。“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17]为老百姓办了好事，肯定会受到百姓的拥戴，“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18]对舜创建的远古文明，连毛泽东也大加赞赏并推崇。“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除舜之外，其它圣贤无不如此。“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20]百里奚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倡导文明教化，增修国政；管仲指出：“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1]并以此作为富民强国的理论依据。
时至今日，中央提出“执政为民”，这是可喜可贺之事。可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官员打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幌子，不顾财力、物力及实用价值，照搬照套，互相攀比，热衷于修大广场，建步行街，修高楼大厦，搞中央商务区以贪大求洋为政绩，搞出一批批破坏文物，破坏生态的垃圾工程。这种扰民害民的行为应当从古代圣贤中找面镜子好好照一照，再也不能任其发展了。
四、严于律已，廉洁奉公
六位圣贤出身贫寒，被重用之后，心系万民，但对自己均非常苛刻，生活十分俭朴，无一不是廉洁奉公的楷模。傅说认为：“惟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然，厥罔及恶德。”[22]他自己则常穿粗布衣，腰系麻绳御风寒。孙叔敖“乘马三年，不别牝牡……不以宝财遗子孙。”[23]连他的妻子也“不衣帛。”管仲帮周襄王平息了内乱，周襄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坚辞不受，最终只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百里奚被重用后，虽居高位，但他劳作不乘车马，暑热不张伞盖，在都城行走不用车马随从，不用甲兵护卫。这样的好官，理所当然受到世人的赞许和尊重。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许。”[24]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啊。
对照今天，为人民当公仆的好官不少，但腐败的官员影响也不小。走马上任，威风八面；前呼后拥，四处添乱；日进斗金，腰缠万贯；歌厅潇洒，舞场缠绵；酒席豪饮，牌桌酣战；党纪国法，抛在一边；人民疾苦，视而不见………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同是炎黄子孙，远观古圣先贤，近看先烈前辈，只要良心不泯，只怕多少该有点汗颜了吧。
五、食盐专营 利国利民。
盐是生活必需品，舜创南风之歌就认为，一方面可以使人民“解愠”，另一方面可为天下“阜财。”也就是说，即可利民也可利国。管仲正是看中这一点，对盐实行官营，“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圣事也。”[25]由于推行盐的官营等一系列改革，齐国成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自管仲实行官营后，两千多年来，对“食盐官营”多有批评，最著名的为西汉时期的“盐铁之议。”虽然辩论不休，但官营或专营仍为历代多效法，并一直沿袭到今。其理由在于“为富国之计。”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人民政府，毛主席被称为人民的大救星，从此富国与富民是高度统一的。毛主席就明确提出：“除盐以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26]这就说明，其它可放开，而盐是不能放的，必须垄断经营。为此，才有国家出台的《食盐专营办法》等一系列盐业法规。才有我国加入WTO之后，仍将食盐作为唯一的专营商品予以保留（同时保留了烟草为专卖商品）的事实。
近年来，对食盐专营批评不断。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有好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批评多为书生之见。如粮食都放开了，食盐为啥不可放开？这是对盐的特殊性不了解之故。粮食与食盐同为生活必需品，但不同之处更多：粮食到处可产，可自产自销，而盐只能集中生产，分散运销；粮食品种繁多，可以互相替代，而食盐是没有任何商品（如糖、酒、醋等）可替代的；粮食可多吃少吃，（如现在肉吃多了，饭量就小些），而盐不可多也不可少，是一种恒量商品；消除碘缺乏病，提高民族素质，盐是加碘最经济，最方便的载体，这是粮食等其它物品根本办不到的；粮食的好坏是可以识别的，而盐（包括食盐，非碘盐，工业盐乃至有毒盐）是无法用肉眼识别的。诸如此类，所以食盐必须管住管死，由国家在计划和价格上管死，而定点制盐企业只负责生产，盐业公司只负责运销，这是为了人民的健康，是执政为民的体现。有的人又说“国外都放开了，为啥国内不放开？”其实国外并没完全放开，土耳其、瑞士、缅甸、奥地利、意大利等仍在专营专卖。英、法、美等国是产销一制，由几家大公司经营。日本于1997年取消专营，但仍采取专卖垄断模式，2000年盐的批发商为53家，按地域分割负责盐的专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取消专营，必须具有成熟的消费群体，成熟的遵纪守法的生产、运销企业和零售商贩；必须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这有待于市场发育成熟和法制健全，有待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到时水到渠成，才能保证合格碘盐的正常供应，才能保持社会安定。在当前构筑和谐社会的趋势下，食盐仍需专营，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古代圣贤如知道现在这些利国利民之举，九泉之下，一定倍感欣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盐有不解之缘的古代圣贤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座座挖掘不尽的精神文明宝库，我们（尤其是盐行业人士）应当倍加珍惜，认真传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以告慰我们的祖先，并惠及子孙万代。
注释：
[1]《史记·五帝本记》。
[2]《孔子家语》八“辩乐解”。
[3]《管子·版法解》。
[4]《说命》。
[5]《吕氏春秋·贵因篇》。
[6]《帝王世纪》。
[7]《管子·正盐 》。
[8]《盐铁论·卷一通有第三》。
[9] 《说苑·敬慎》。
[10] 《孙叔敖庙碑记》。
[11] 《孙叔敖庙碑记》。
[12] 《通典·食货十一》。
[13] 《通典·食货十》。
[14] 《列女传》。
[15] 《说苑·臣术篇》。
[16] 《说苑·臣术篇》。
[17] 《管子·版法解》。
[18]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
[19] 《毛泽东诗词选》。
[20] 《史记·循吏列传》。
[21] 《管子·牧民篇》。
[22] 《说命·治国》。
[23] 《孙叔敖庙记》。
[24] 《人物春秋·百里奚》。
[25] 《管子·小问篇》。
[2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