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我在一篇题为《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一文中探讨过这一问题，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展开。最近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并加以研究，感到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前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和关于“牢盆”与盐业生产的关系及形制的研究，并论证了西汉时期盐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秦代盐业生产基础之上。本文在继续探讨秦汉时期西蜀地区盐铁经济发展形态的同时，重点分析了西蜀经济圈形成与发展过程。我的基本观点是：西蜀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古代先民对盐矿资源开发基础之上，以盐铁经济为主要发展形态，形成于秦代，发展于汉代，成为当时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经济圈，辐射并带动整个巴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
    关于西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方式无任何文献记载，而关于秦汉时期西蜀盐矿资源开发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254年～公元前251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开发盐井的文献记载；二是《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这是西蜀地区盐业生产初具规模的文献记载。而关于秦汉时期西蜀经济的相关研究文章很少涉及到早期盐业生产方式和盐矿资源开发过程这一环节，至于在秦汉时期事实存在的西蜀经济圈及对整个巴蜀地区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研究甚少。我曾经在前文明确指出：“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移民入川，中原文化迅速传播，先进的手工冶铁技术和打井技术逐渐传入巴蜀。始皇克定六国，迁赵人卓氏、山东程郑居临邛（蒲江）冶铁煮盐，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巴蜀地区盐铁业的进步和发展。汉初，独立于农业生产的铸钱、煮盐、冶铁三大手工业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包括郫县、广都、新都、临邛（蒲江）等在内的西蜀经济圈。”
    西蜀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是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工具大量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继而运用到井盐的开采，广都（今成都、双流一带）盐井在秦代的钻凿成功及临邛（蒲江）地区也在同期开始凿井煮盐，从而使盐井钻凿技术很快向周围地区扩展。可以认为，在这一地区相继出现的大规模凿井煮盐，并形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圈，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必定存在一个早期盐业生产方式的积累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出露于地表的自然盐泉利用是客观存在的，古代先民出于对盐矿资源的控制和争夺，在自然盐泉周围逐渐形成人类聚居区也是可以预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以自然盐泉及周边地带为中心区域的早期人类聚落，并逐渐形成早期城市的轮廓，进而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区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过程。探讨西蜀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对这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方式和开发过程加以研究和综合分析，才能从根本上得出西蜀经济圈形成于秦代，发展于汉代的解答线索。而西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方式，正是经过这一发展过程的积累，至秦并巴蜀后，逐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论盐业生产的规模和数量都和早期盐业生产方式大不相同，以致国家“增置盐铁官”，在这一区域增设专门机构和任命专业官员来加以管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专门机构的出现正是盐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西蜀经济圈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西蜀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物质条件
    探讨这一问题，应从西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方式和盐矿资源开发的过程着手，而研究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井盐生产起源这一问题。就秦汉时期井盐生产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巴蜀地区，文献虽然记载了云南的个别地区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井盐生产的情况，但在开采方式上与巴蜀地区完全不同，基本还停留在利用自然盐泉采汲盐卤的阶段，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没有关于上述地区在秦汉时期有开凿盐井的记录，至于铁器的使用、推广程度及应用于井盐开采更是落后于巴蜀地区，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有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如在云南昭通鲁甸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出土铸有“蜀郡”、“成都”字样的铁锸，无疑应是从蜀郡（临邛）输入的 ，这说明在秦汉时期，西蜀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铁器的传入明显带有西蜀的痕迹。从地质环境特征来说，也可以说明中国早期井盐生产起源于古代巴蜀地区，关于这一问题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加以论述。因此，探讨西蜀地区早期井盐生产方式和盐矿资源的开发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早期井盐生产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李冰在广都穿凿盐井成功，是中国井盐生产的起源，而西蜀地区盐业生产初具规模是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凿临邛（蒲江）盐井，其依据是《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 。我认为，中国早期井盐生产的起源并不是李冰任蜀守时期，而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巴东地区，而西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则是在商周时期的临邛（蒲江）地区，至秦代井盐生产已经初具规模。
    鉴于中国古代早期井盐生产起源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资料的匮乏，上古盐业史和盐业的起源在整个盐业史中是最模糊的，更由于盐业考古相比其他学科较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材料的发掘较为困难，只能是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所幸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发建设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盐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发掘和调查了三峡库区和西蜀地区相当数量的与早期盐业有关的遗址、遗物，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盐史文物，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上古盐业史及井盐生产起源问题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盐对古代先民的生活和文化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是我们急需认识并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解答井盐生产起源的线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对盐的需要是必然的。人类要生存，谷物和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而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谷物与水在一般地理条件下都是存在的，是人类不可选择的，但盐的获取却只有在产盐的地区才有可能得到。因此，凡是自然出露于地表的而盐资源又密集的地区，只要有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都易形成人类的聚集区，继而形成群居的部落，产生古老的原始土著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无不都是因盐资源的控制和争夺而产生的。我们从中可看出，盐应当是早期人类的重要凝聚因素，但人类最早何时开始利用盐？迄今尚无史籍记载或考古资料可以确切说明，但可以想见，如同火的使用一样，盐的发现和食用，同样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古代先民在“食草木之食，乌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的蒙昧时代，为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泉水，逐渐由穴居转而进入离泉水较近的溪河居住，对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迟早会发现并利用。因为，从地质发展的规律来看，地下卤水在地层压力的驱动下，沿着缝隙涌出地表并最终形成盐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地质运动过程中，随着动物的频繁出没和人类的不断迁徙，盐卤资源完全有可能被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认为：“人类有火、有石器、有食物之后，虽无追求食盐之意识，但在偶得咸水可饮，或岩盐可吮之处，必相与密集以依之。从而容易发展成为原始的群落，又从而形成为氏族集团及民族文化。苟非有如此，或其他类此具有吸引力之自然条件，人各散漫生活，漂流不聚，则不可能有突出先进之文化集团。是故，上古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则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此语起码适用于石器时代以前之人类社会。”
    中国早期井盐生产起源于何时何地？我们从巴东地区现有史料的记载来看，巴东地区的盐泉更多的是深埋于侏罗纪岩盐层被地下水溶解后，从山麓陆地渗出，或从地面淡水河边涌出的自然盐泉，如何才能隔离淡水的渗透、抵御洪水的冲击，以及满足储卤的需要？古代先民便发明了一种称作“淘沙为坑”的方法，即在盐水流出的地方向下挖掘，形成一个坑，然后在坑的四周用就地取来的石块或鹅卵石垒砌成石坑井，这应当是原始盐井的雏形。此外，从近几年在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调查来看，我们发现巴东地区的古盐井虽形制多样，但总体上说是以石坑井、石梯井和大井为主，而这些井又可根据自然盐泉涌出地面的发展方向，分为地上井（包括石坑井、石圈井、石梯井）和地下井（大井）两种基本类型。那么，同是凿井煮盐，为何巴东地区各地的盐井与西蜀地区盐井的形制差异那么大，井的发展方向甚至相反呢？经比较分析后，我们认为是地质环境因素决定了井的形制和发展方向，因为巴东地区基本上是自然涌出于地表的盐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特点，决定了其较易被先民发现并加以利用，进而由利用自然盐泉过渡到开凿大口径浅井阶段。而西蜀地区的盐卤资源则是深埋于地下，必须借助于锐利铁器的使用，运用古代传统打水井的方法，才能成功地穿凿盐井，获取地下盐卤资源。这说明巴东地区盐卤资源的早期利用应当是在旧石器时代，而人类有意识的利用自然盐泉，继而进行简单的盐业生产，再从采汲自然盐泉过渡到凿井煮盐至迟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因为无论从地质环境的变迁和盐矿形成角度、或者从古哺乳动物和人类活动的遗迹、原始地域文化的形成与盐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文献史籍及考古发现来看都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西蜀地区早期井盐生产又是在何时何地？从已知史料来看，虽然记载了李冰在广都穿凿盐井，但我们是否就以此史料为依据，认为西蜀地区井盐生产的起源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先以蒲江地区的地质构造和盐矿埋藏特征进行分析，蒲江地质构造，处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之西南缘，出露有中生界、新生界地层，在构造地质的作用下，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盐矿地质构造：一是成都凹陷及大兴隆起（隐伏背斜），在东西两缘皆有断裂控制，西缘称邛崃——彭县断裂，东缘称成都——蒲江断裂；二是熊坡背斜及康乐场冲断层，亦称蒲江——新津断层，系复合继承性断裂，规模大，盐水主要出露于熊坡背斜康乐场断裂带的轴部。从盐矿蕴藏的规律来看，上述露头的形成是因为在沉积作用下，盐层产生了扭曲、倾斜或断裂，并最终形成地势起伏或代表断层切割地带的地貌特征。而这种地貌特征显然处于以裂隙储集为主的富卤构造之上，这是因为地下盐卤在地层压力的作用下，沿着断层面逐渐上升并在断裂带富集，最终形成盐卤自然外溢的现象。古代先民正是在这种地质环境中逐渐认识和利用自然盐泉，并形成以盐矿资源为中心区域的人类聚居区，虽然受当时客观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但丰富的井盐资源被发现和利用是必然的。从考古资料来看，我们在蒲江地区的几条盐井沟中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还有古代蜀国的船棺等，经考古鉴定，船棺墓葬乃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晚期至战国早期偏晚之船棺墓葬①。在这几条盐井沟中发现同一时期古代人类活动的大量遗迹，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肯定与盐有密切的关系。任乃强先生认为：“巴族从巴东盐泉煮盐，沿水道运至成都平原。蜀国境内曾发现的船棺墓葬，盖许巴盐商居留者之墓。”②虽然还没有进一步的考古材料证明这一判断，但至少说明，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公元前660年～前316年），巴与蜀已有交往和联系，这在蒲江盐井沟下游飞龙村出土的4具古代蜀国船棺墓葬中可见一斑。其中两具船棺为合葬墓，船棺长6至7米，宽1至1.3米，为整块楠木挖凿而成，呈独木舟形；棺内随葬器物有铜凿、铜钺、铜刀、陶罍、陶豆、罐器盖等十余件；还有边长为3厘米的正方形铜印1方，上镌箭、铎、花蒂、壁、罍5种图像，为巴蜀图语，其义未释，但与我们在渝东奉节地区发现的巴人文字符号极为相似，这可能暗示着巴与蜀之间的某种源与流的关系。而这种交往和联系，一种可能是巴人运盐至此进行交易，我们假设当时的临邛（蒲江）地区不产盐，但巴人为什么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运盐至此进行交易？这是问题的症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临邛（蒲江）地区已经形成了古蜀国一个重要的聚居区，并初具城市轮廓，巴人才会运盐到此，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巴人会去一个人烟稀少、路途遥远的地方去进行盐的交易，但巴人仅仅是为了盐的交易而到此的吗？这便引申出下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的临邛（蒲江）地区已经产盐，不然很难解释蜀人会在偏远的临邛（蒲江）山区聚居并形成早期城市的轮廓，巴人运盐到此发现了这里的盐矿资源，吸引了大量的蜀人和巴人聚居于此进行简单的井盐开采，从船棺中出土的青铜器具来看，用于钻凿0.5米至1米深的浅井，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当时的盐业生产还只是简单的利用自然盐泉，井盐的开采方式还落后于巴东地区的巴人。虽然不能根据上述的推测就简单地认为西蜀地区在此时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井盐生产，也不能说明巴与蜀之间是否在此时已有盐的交易，但至少可以说明井盐资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被认识和开发，西蜀地区利用自然盐泉采汲卤水并进行简单的盐业生产的时间虽不如巴东地区时间早，但至迟也是在商周时期，这从临邛（蒲江）地区地质构造特征及几条盐井沟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可证明这一判断。
    通过上述对巴东地区和西蜀地区的早期盐业生产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利用自然盐泉采汲卤    水并进行简单的盐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初具规模，而围绕以盐产地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更是频繁，并由此形成早期的城市轮廓。蜀人称盐为临，故临邛乃盐邛之义，在古蜀国时期就已经“民工于市，易贾”，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临邛（蒲江）地区为中心的古蜀国经济文化地域，从文献资料、盐矿地质构造和考古发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任乃强先生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①可以这么认为，以盐产地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是西蜀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地质环境特征和井盐开采工具的不断进步，是西蜀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物质条件。因此，在西蜀地区以盐业生产为主要形式存在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应当是在秦并巴蜀之前就已经形成。
    西蜀经济圈在秦代是否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
    西蜀经济圈在秦代是否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的重要依据是盐井的开凿和盐业的生产方式及组织形态。盐井的开凿取决于技术条件是否具备，而盐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取决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判断西蜀经济圈在秦代是否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的前提条件。我的基本观点是：西蜀经济圈在秦并巴蜀的前期，即公元前311年张若在成都和临邛分别置设盐铁市官时就已形成，至秦统一六国后，即公元前228年迁赵人卓氏和山东程郑居临邛（蒲江）冶铁煮盐之时已初具规模。
秦统一巴蜀前，巴蜀地区仍停留于落后的奴隶社会，与中原地区先进文化隔绝，“书不同文，车不同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处于十分低下的状况。虽然西蜀地区在秦并巴蜀之前就以井盐生产为主要形式存在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已经形成，西蜀经济圈的雏形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但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主要原因一是经济体制的相对落后，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封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满足于自给自足；二是铁器的使用在当时的巴蜀地区还没有普及，更谈不上推广和应用于井盐开采，青铜器的使用在当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井盐生产仍处于利用自然盐泉采汲卤水阶段。
    秦并巴蜀后，先进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也使西蜀地区直接受到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刺激，极大地缩短了同中原文化的差距，呈现出一个经济高涨的局面。张仪和司马错平蜀后，张若首任蜀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农业生产的变革、“增至盐铁官”等，为进一步开发西蜀地区的盐铁资源奠定了基础。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首任蜀守张若为什么会在秦并巴蜀后短短的5年时间内在成都和临邛设置盐铁市官？这也是解开以盐铁经济为主要发展形态的西蜀经济圈在秦代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的重要线索。从文献资料来看，张若在成都和临邛设置盐铁市官时，当时的蜀地还没有开凿出盐井，而盐井开凿成功的文献记载则是在60年后李冰在广都开凿盐井。那么，张若设置盐铁市官所管理的“盐”又是从何而来？学界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当时的西蜀地区不产盐，盐是从中原地区翻越千里栈道运至西蜀地区的 ，其依据是张若置盐铁市官时蜀地并没有开凿出盐井，认为蜀地开始产盐是在李冰穿广都盐井时。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盐井在当时是否已经开凿，盐井开凿成功与否并不是判断西蜀地区是否产盐的唯一标准，而是早期盐资源的利用和盐矿资源开发的积累过程。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西蜀地区以盐业生产为主要形式存在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早在秦并巴蜀之前就已经形成，并探讨了巴与蜀之间以盐为中心的交往和联系，因此，认为蜀地在李冰穿广都盐井前不产盐和盐是从中原地区翻越千里栈道运至西蜀地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认为张若在成都和临邛设置盐铁市官所管理的“盐”一部分是临邛（蒲江）地区所产的盐，少量的盐来自于边远山区的咸土盐，另一部分则是从蜀郡的淯江和巴东地区的郁山产盐区运过来的盐。
    论据一：临邛（蒲江）地区的盐铁资源丰富，至迟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产盐，在当时就是古蜀国重要的城市之一，与外界以盐为中心的联系和交往更是频繁，更由于盐在古代是稀有的资源，古蜀国不可能忽视距离成都仅70公里的临邛（蒲江）地区的盐资源，而成都地区本身并不出产盐，食盐的供给在当时主要是靠巴人的贩运，而并非来自中原地区，这从巴族史及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巴人行盐至临邛（蒲江）地区，发现了这里的盐资源并聚居在此从事井盐的生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井盐生产的规模，古蜀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定会参与其中并控制盐资源，以求摆脱对巴盐的依赖。虽然当时的井盐生产受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于蜀地的食盐自给，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西蜀地区已经产盐，临邛（蒲江）地区的盐完全可能运至成都行销。而来自于边远山区的咸土盐，虽然盐质较差，但由于蜀地缺盐，少量流通于成都市场则是完全可能的。
    论据二：巴文化的形成早于蜀，其历史兴衰、起灭之变，都是与巴东盐泉分不开的，而蜀族的发展主要是仰望于巴盐的供给 ，这在巴蜀上古史中非常明显，因为食盐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越接近于原始社会越加显著，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故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已多不注意到盐对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影响，而事实上盐对整个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切文化的产生和经济的发展都与盐矿资源的争夺和控制是分不开的，这从盐与巴楚相争及楚人大批西迁的历史中可得出这一结论。而古蜀国最终得以发展、昌盛以及延续达一两千年，这其中的缘由就是依托于巴盐的供给，当然，古蜀国发展起来后，用布帛五谷用于交换食盐，对只有鱼盐相伴的巴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样也起着促进作用。秦并巴蜀，其根本的目的还是因为对盐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司马错伐蜀本谋“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但事实上是：秦灭巴蜀后的30年里，几次向楚国出兵，都以失败而告终，只争得了郁山一个盐泉，楚国事实上仍控制着巴东地区的临江、朐忍、鱼复、巫山等产盐区的盐资源，致使蜀地原来自于巴国的盐供给一度中断，这使蜀人反侧不安，屡有叛乱发生。而在楚国，则宁可失去汉中、黔中等“商于之地”，也一定要全力捍卫巴东的盐资源，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盐资源，秦亦可以闭关扼盐，使楚坐困瓦解。如果秦灭巴蜀时就已取得了巴东盐泉之地，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秦楚战争，也不会有蜀地凿井煮盐之事，而楚国也不可能延续到公元前223年才灭亡。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蜀地的盐在上古时期就是来自于巴的供给，至秦并巴蜀后乃至秦对楚发动的战争都是因为对盐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如果盐是从中原地区运过来的，能满足于蜀地的供给，那么秦也不会几次三翻地以争夺和控制巴东地区的盐资源为目的发动对楚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是秦控制了郁山的盐矿资源，并稳定了靠近巴东地区的淯江的盐业生产，使蜀地的盐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论据三：从食盐供给的角度来说，古蜀国虽非“四塞”之国，通过千里栈道从中原地区运盐至蜀也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但问题是在秦并巴蜀的初期真的有这个能力吗？我们先从当时秦的食盐产地和产量来分析，秦统一六国前，秦的盐产地主要集中在黄河东岸的安邑、解池地区，以池盐为主要生产方式，盐在当时仍然是稀有资源，池盐产量也不是很大，再加之秦对外征战和领土的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增长，基本上只能满足于秦国本身的食盐供给，而安邑、解池地区距离古蜀国较远，先不说交通运输的艰难，我们假设秦有这个能力并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运盐至蜀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秦并巴蜀的初期，安邑、解池地区的池盐能同时满足于秦国及蜀地的食盐供给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在秦并巴蜀之前，蜀地的食盐供给主要是依赖于巴盐和临邛（蒲江）地区的盐，而秦并巴蜀，其根本的目的一是为了争夺和控制巴东地区的盐泉，以解食盐紧缺的问题，二是通过占领巴东地区的产盐地，以达到瓦解楚国经济，从而进一步的吞并楚国，为统一中国做好物质准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若在秦并巴蜀的初期分别在临邛和成都设置盐铁市官，其管理的“盐”应该是来自于临邛（蒲江）地区、蜀郡的淯江和巴东地区的郁山所产的盐，而并非来自于中原地区。事实的真相是：在秦并巴蜀的初期，食盐极为紧缺，主要原因是巴盐因秦楚战争而暂时中断，临邛（蒲江）地区的盐又不能满足蜀地的供给，而成都市场上盐的交易又极为混乱，有巴商从巴东地区偷运过来的盐，有临邛（蒲江）地区的盐，有来自于边远山区的咸土盐，有蜀郡淯江和巴东郁山的盐，不排除各地盐商囤积居奇的行为。因此，为加强对盐资源的统一管理，规范市场行为，安定蜀民，张若在成都和临邛分别置设盐铁市官就不难理解了。设置盐铁市官的真相解开之后，以盐铁经济为主要发展形态的西蜀经济圈在秦并巴蜀的初期就已经形成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开，即在秦并巴蜀初期的西蜀地区，由于食盐的紧缺，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以盐的交易为中心，并带动成都周边地区盐产地的井盐开采，其中以临邛（蒲江）地区的井盐生产最为显著，而井盐的开采需要使用铁制工具，使铁器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同时也使农业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盐铁业的兴盛，带动了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如铸钱、酿酒、煮盐、冶铁、编织等，进而形成了以盐铁业为中心的西蜀经济圈。在张若设置盐铁市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变革、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对于井盐业来说，由于对食盐的大量需求，促使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和井盐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而铁官的增设和冶铁手工业的发展，又为盐井的钻凿提供了可能。李冰继任蜀首后，楚国仍坚守巴东盐泉地区以制巴蜀，为缓解食盐紧缺和蜀民惊慌失措的状况，李冰受巴东盐泉开采方式之启发，估计蜀地地下层可能也会有盐水，遂研究地文形势，探知盐层所在，经反复实践后创井盐钻凿法以自救，勉强获得巴蜀的安定。从中可以看出，盐井的钻凿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是生产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人民生活急需而不可得的时候自然形成的，而盐井钻凿技术的逐步推广又带动了西蜀地区盐业生产的发展和繁荣，这为西蜀经济圈的初具规模奠定了基础。
    从盐井开凿的技术条件来看，秦并巴蜀后，冶铁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范的出现和应用于铸造。众所周知，铁器在西周末期的中原地区已开始使用，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①，特别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秦代，中原地区的冶铁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铁工具已普遍使用，出现了先进的锄、凿、锥等工具，同时，中原地区采矿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开采经验已有相当积累，这些，都为西蜀地区盐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蒲江秦代冶铁遗址的发掘来看，出土有木炭块、耐火砖、耐灶、鼓风炉残迹、残风吹管、大生铁块、残陶器皿、残瓦槽、冶铁炉渣等，可知当时的铁器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在蒲江盐井沟下游飞龙村出土的2具秦代船棺中出土了大量秦代货币——秦半两、驽机、铜矛、铜削外，还有秦代官印“敬（警）吏”印以及铁斧、铁凿、铁锸等铁工具，说明在秦代西蜀地区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并设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秦统一六国后，分别从赵国和山东迁入以冶铁为业的卓氏、程郑居临邛，一方面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打压富豪，另一方面也有利用其冶铁技术和经验来开发西蜀的盐铁资源的目的、以带动巴蜀经济的发展。可以认为，在秦代的西蜀地区，盐井的开凿技术应当是成熟和具备的，从李冰在广都钻凿盐井成功，即可说明一定的问题。
    从盐业的生产方式上看，由于铁工具的使用和推广，为挖土凿石提供了便利，也为钻凿盐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秦代的西蜀地区，又是如何凿井煮盐的呢？从李冰在广都穿凿盐井来看，我以为井的最初形制应该是大口径浅井，这也是对打水井的继承，众所周知，水井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而且与治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水井是治水时的连带产物，在秦并巴蜀后，自然会将这种技术传入巴蜀地区，而将这种技术运用于盐井的钻凿则是中原地区的经验推广应用。李冰本是治水专家，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即是明证，史料记载李冰在找盐水的同时，在人口聚居的南安地区（今乐山境内）治水时发现了自然流出的盐泉 ①，可以推断，广都盐井的成功穿凿应当是受此盐泉的发现所启发，而盐井的钻凿则是将涌溢出地表的盐泉围筑井口，并以铁器加凿井身，以便于采卤，这与巴东地区的盐业开采方式雷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秦并巴蜀后，西蜀地区井盐的开采是受巴东地区盐泉开采方式之影响。但由于西蜀地区与巴东地区的盐矿储藏地质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巴东地区的盐矿资源基本上都是出露于地表的自然盐泉，其开采方式是在盐泉出露的地表围筑井口采卤煮盐，井的形制也基本上都是大口径浅井，这种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清代；西蜀地区的盐矿资源更多的是深埋于地下，需使用铁器钻凿方能获取盐，而自然盐泉出露于地表的情况与巴东地区相比较少，只有临邛（蒲江）地区及边远的山区自然盐泉较为丰富，因此，西蜀地区井盐的开采方式最初还可以利用自然盐泉，但随着盐泉的逐渐枯竭，井盐的开采必须借助于锐利铁器的使用，这也是西蜀地区与巴东地区同是井盐开采，但井的形制却完全不同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盐井钻凿技术在西蜀地区得以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至于秦代的煮盐方式？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巴东地区，古代先民就开始使用陶器煮盐的方式②，而在盐井开凿之前的春秋时期，管仲就有“请君伐菹薪，煮泺水为盐”之语 ，因此，在秦代的西蜀地区凿井煮盐应当是对陶器煮盐和煮海为盐的继承和经验推广。至于煮盐所使用的器具，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明显具有秦代特征的煮盐器具，因此现在还不便下结论，但我们在蒲江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煮盐器具“牢盆”，同时在盐业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的秦代铁制工具及铁制碎片，因此，并不排除秦代已使用铁制器具煮盐，这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去印证这一观点。
    从盐业生产组织形态上看，在西蜀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部门在秦代已经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尤其是盐铁业已普遍存在着这种关系。虽然这方面的史籍资料只是只言片语，但我们还是能够捕捉到某些信息并籍此做出分析和判断。第一，劳动雇佣关系在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就已形成，其依据是《管子•地数篇》中载有管子之言曰：“阳春方作农事，若使民毋得筑垣墙，毋得修缮冢墓，毋得使丈夫治宫室，毋得建台榭，毋得使北海之众聚庸煮盐，若然，则盐之商贾必将四什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夫卖庸而播耕者”；《汉书•陈胜传》载：“尝与人佣耕”，这些记载在史籍中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就已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并已涉及到盐业生产。具体到劳动者的身份，基本上农民，这是盐业生产的一个前提。从《管子•地数篇》的记载来看，当时从事盐业生产的雇佣者是农民，并且在农忙季节也在雇佣劳动力，并且暗示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第二，已此种演变过程在上述情况下，形成了手工业者、制盐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并独立出来的社会条件。在农民阶层的分解过程中，出现了有别于农民的地主性质的土地所有者，这就为盐业经营者提供了适当的条件，使他们具有利用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的能力，于是出现了独立的盐业经营者及他们建立的新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关系，这时，又由于铁器的普及而发展了新的技术，劳动生产力亦随之提高，上述诸因素的结合，足以使整个社会生产力显著上升。这一情况是与前面提到过的社会对食盐需求量的显著增加是完全相适应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使新的生产组织、劳动组织，亦即以雇佣关系为其重要内容的新组织得以形成。具体到西蜀地区，则有公元前228年卓氏和山东程郑迁居临邛（蒲江）地区凿井煮盐为代表，他们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技术和盐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西蜀地区，雇佣大量的农民从事冶铁、凿井和煮盐，使盐铁业成为独立于其他行业的新经济体，盐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并迅速将这种生产技术扩展至整个古代巴蜀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西蜀经济圈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发展格局，冶铁和凿井煮盐已成为西蜀经济圈内一种主要经济发展形态，这比《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凿临邛蒲江盐井的历史早161年。

    西蜀经济圈在西汉时期的大发展
    西蜀经济圈在西汉时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冶炼技术在秦代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带动了以铸钱、冶铁、煮盐为代表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推动西汉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对食盐的大量需求，必然导致盐井的大规模开凿，而盐井的大规模钻凿，又促使以盐铁经济为主要发展形态的西蜀经济圈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成熟和稳定。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汉之初，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为了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对工商业采取“勿扰关市”的不干涉政策，同时，大力倡导发展民间盐铁业，形成“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的局面。在低赋税和“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②的榜样作用下，盐铁业成为当时能迅速积累资本的产业。西汉前期实行的这种自由放任的盐铁政策，使盐铁业生产与流通领域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对于西汉前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继承“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盐铁政策更加宽松和自由，租赋徭役一再减轻，并明确认可了民间盐铁业，“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即将冶铸、煮盐权租给百姓，国家收取租税。因此，“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 ，这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汉文帝将西蜀临邛（蒲江）的铜铁矿山“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邓通从卓王孙处获取的“千匹”之租税，应当是卓氏交纳给官府的山泽之租。同时，也应看到，这么大的矿山仅岁取千匹，是相当低廉的，因此，卓氏“货累巨万亿”并富甲一方，不是偶然的。西汉前期的盐铁放任政策，使盐业和冶铸业迅速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 。这进一步促进了盐业和冶铁产业的改造，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培殖了一批靠资本原始积累而发达致富的富商大贾，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极具危害性。首先，任民冶铸、煮盐，容易拉大贫富差距，影响农业生产。由于当时的盐铁工艺技术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还是靠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因此，“夫全利之处，必在深山究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 ，“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 。也就是说，从事盐铁生产，必须具备相当的财力和规模经营，才能获取暴力，而一般百姓是不可为的。此外，由于受盐铁业的利益驱动，不少农民被迫放弃了土地，改而投入富商大贾的门下为佣，致使土地荒废，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其次，富商大贾对盐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控制和垄断经营，造成西汉王朝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同时也动摇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导致盐铁行业的畸形发展，如“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 这在当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盐铁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如农业生产的停滞、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富商大贾对国家资源的垄断等，但西蜀经济圈却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规模，工商及手工业蓬勃发展，盐铁经济首次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盐业生产呈现出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发展状态，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汉武帝中期，为抗击匈奴的入侵和骚扰，充裕国家财政，汉武帝采纳了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和在首都设立平准，转运天下之物，参与盐铁流通等经济措施，使国家迅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 。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战争的物质需要，稳定了国防，开拓了边疆，而且还有效地控制了盐铁资源，并在盐铁流通的过程中平抑了物价，形成“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 的局面。而盐铁专卖政策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是《史记•平准书》“元狩四年”条记事：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仪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汉书•食货志》也沿袭该条史料的记载，其中，“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的记述是研究西汉时期盐铁经济的重要史料。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可视作西蜀地区盐铁经济空前发展的重要标志。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夏四月，诏令“罢盐铁官”，然时仅3年，即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冬，就又“以用度不足”，“复盐铁官”。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 ，实行盐铁专卖，但时间非常短暂，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即废止。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地皇三年（公元22年），前后140年，西汉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盐铁官营政策。盐铁官营取代民营盐铁业，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模式取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区分这两种经济模式的是非曲直，而是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经济发展状况去加以综合分析，无论是民营盐铁业还是盐铁官营，我以为这两种经济模式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取得了较大的提高，并带动了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盐铁官营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间盐铁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来看，盐业生产并未衰退，反而是规模不断地扩大，其原因主要是盐铁资源为国家所垄断，政府取代了商人，既是盐业的生产者也是管理者，盐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为政府所控制，冶铁煮盐的财富由过去的富商大贾占大头转化为政府所独有，而民众则由过去为富商大贾所雇佣转变为政府雇佣，其盐业生产的组织形态虽然受盐铁官营政策所改变，但就西汉盐业生产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及规模并未改变，盐铁经济仍然是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从盐业生产方式上来看，我们从四川成都市郊羊子山、邛崃县（即秦汉时的临邛县）及郫县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井盐生产画像砖”所展现的一个古代井盐生产场面的全景图中，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形象认识 。我们从画像中可以看到，这个图的左边是盐井，盐井上建筑有两层楼的四方木架，在木架上盖有屋盖，在屋盖下装有滑车，滑车上的绳索两头都挂有汲水桶，在两层楼板上相对站立两个人，他们正在拉动绳索，在这个木架边，装有大漏斗和输送卤水用的竹管，一直通到右边炉灶旁的卤池中，在采汲卤水后，便从高处把卤水用竹管输送到卤池中，以便放入炉灶中熬煮，炉灶前有一个人在烧火，用木柴做燃料，在右下角的灶台上，有五口一字并排的煮盐盆用来煎卤成盐。这种煮盐盆在汉代称“牢盆”，关于用“牢盆”煮盐，我们在西蜀蒲江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汉代“牢盆”的实物，而在巴东地区也有关于使用“牢盆”煮盐的文献记载，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巴东地区至今没有发现“牢盆”的实物。因此，蒲江出土的汉代“牢盆”，可以说填补了盐业史上的一个空白，进一步澄清了史学界关于“牢盆”形制的诸多争议，即“牢盆”是用于煮盐的生产工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官府利用“牢盆”控制整个盐业生产。关于“牢盆”的形制、争议及与盐铁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已经在以前的论文中加以论述，这里不再讨论 。
    从盐业生产的组织形态来看，西汉前期的盐铁业主要是由富商大贾所控制，招募大量的农民及社会闲散人员从事盐业生产，这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加以说明。而盐铁官营，则是官府招募盐户煮盐，提供产盐的川泽、滩田、场地、作坊、盐灶、住宅等，但盐户自己要承担生活费用；给盐户以盐盆，并以盆为单位，按盆收购，付给报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盐户归官府控制，是官府招募愿意煮盐的盐户来进行煮盐；二是盐户被招募的条件，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手段，生活费用归自己负担。盐户不是雇用，自分自由，“介于含有农奴性的佃农与雇农之间，而非奴隶剥削形成” ，但一接收招募，盐户和官府之间就结成了一种不能随意拆散的合约关系，即官府不能随意解雇盐户，盐户也不能随意脱离，另找门路。同时，通过领用“牢盆”，结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严禁私人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即敢于私自铸造铁质牢盆煮盐的人，要在那人的左足上戴上六斤重的铁钳，并没收其器物。这样，“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图富羡”。归根结底，其意思就是实行所谓的“盐业官营”，即官府控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盐业资源与盐铁收入由少府改归大司农管理，并设盐官进行管理，但其中“吏多贾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汉前期民营盐铁业与汉武帝中期开始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的区别，但不管是那种经济形态，盐铁经济始终都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主流。具体到西蜀地区，则更加明显，盐铁之利在整个西汉时期始终处于豪族与皇权争夺的焦点，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产量较大的临邛（蒲江）地区设置盐官进行专门管理，四年（公元前119年）又推行“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 的政策，实行盐铁专卖，但西蜀地区的盐业生产并未就此衰退，反而是在民营盐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而西蜀经济圈也成为西汉时期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其先进的冶铁和制盐技术辐射到整个巴蜀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西汉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井盐产地逐渐扩大，在巫县、临江、朐忍、成都、广都、南安、江阳、汉安、南广、定笮、武阳、临邛（蒲江）、汉阳等14县均有盐井开凿的记录 。就西蜀经济圈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来说，归根结底，是盐塑造了西蜀经济圈，而盐铁资源的开发则是秦汉时期西蜀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编辑：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