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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富荣盐场增产赶运述略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手机版本]  [扫描]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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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沈涛

    四川省的盐井遍布于省内的东南北,但产量最丰者首推富荣盐场(自贡盐场旧称富荣盐场,本文依然沿用旧称),故论川鹾者,皆以富荣盐场为主体。富荣盐场在抗战前产浮于销,岸积厂困,1926年,两场曾产至四百八十万担,一时岌岌可危。当时的盐务管理机关为救济井灶起见,自1930年起,节制生产,于卤水则限制推汲,于炭盐则取销炭花灶,限制炭巴锅口,以求产销适合,维持盐业。但井灶因限制之故,停搁日多,生产能力,因而锐减。1935年征税统一以后,为调整供需起见,经盐务最高当局核定《富荣盐场引盐产运销暂行办法大纲》,实行统制自由政策,关于场产方面,由井灶各商合组场商联合办事处,负责统办配卤售卤,制盐售盐事宜;关于运销方面,由运销商组织运销商联合办事处,负责统办购买、运输、销售事宜。其主要目的,仍在于适合供求,使富荣盐场的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一、富荣盐场增产的缘由
    “自流井在成都府之南,离省会约三百余里,人口几百万( 笔者注:此材料据作者介绍是取自美国《星期科学报》,但与实际人口恐有很大的出入),均以采盐为业,盐矿富而众,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固罕见,而在内地直不啻凤毛麟角。”1足见抗战爆发以前的富荣盐场,无论是在生产能力还是在生产规模上都是可与当时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生产相媲美的。同时,清咸、同年间的川盐济楚也已经证实了富荣盐场作为中国内陆极为重要的工业重镇所具有的能力,那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大规模的扩大生产,以不断适应和满足济销区域的需要,也可为当局提供足够多的财税支持,以维持其困难局面,从而解决当局者在非常时期所遇到的难题。这一点在进入抗日战争这一非常的历史时期后,是深为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和关注的,因此,富荣盐场在抗战时期的增产赶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自贡盐场当时大举增产,供应民食,厥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2]
    自1937年7月7日抗战发动后,“现在产盐重要区域,多已沦入战区,只能在川省设法加产”,“川省为后方唯一产盐要区,民食军需所关至巨”。[3]为此,川康盐务管理局于1937年10月奉重庆行营令询,川盐有无增产能力后,即分别致电鄂湘两岸,查询有无需要川盐接济之必要,旋准先后电复,均谓存盐尚丰,无需接济。当时场商以销路无着,不免心生观望,川康盐务管理局亦无法督饬商人增产,所有淘井修灶等事,遂不能提早办理。
    迨至1938年春,湘鄂两区,因浙粤潞盐来源或滞或停,因环境关系,淮盐进行尚无头绪,均纷请增加川盐运额。而川黔两区本销,亦因战时人口激增,原有盐额不敷供应,四处发生纠纷,亟有宽筹盐源之必要。所以川盐增产,必须积极推进,方足以敷运销。川盐既负此重责,自当竭力增产以济销,但产销关系相联甚密,增产之先,必须得有销路,然后商人才乐意增产,而增产亦应先有标准,否则销路无着,徒然积滞,造成的结果却是增产更加病商。1936、1937两年,产量均不过三百万担,即便是只有如此低的产量,运销商亦常有产多岸滞之呼吁,足见当时产销情形之一斑。总之,川盐在战前系节制生产,以期供求相应,无论盐务政策与办法,均以此为依归。但奉令增产赶运的富荣盐商们在经受了第一次川盐济楚之后的惨痛教训面前,对增产赶运可谓是心有余悸,因而使增产工作大受影响。
    富荣盐场增产赶运工作进度的异常缓慢,招致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40年4月26日,川康盐务管理局接到财政部加密训令,训令曰:“案奉委员长蒋侍秘渝字第九五四号寅蓧代电开:‘据报,川省产盐,年额五百三十余万市担,战时为供应他省,规定须另增五百万担。但闻廿七、廿八两年,不敷甚巨,各省抢运亦感困难,盐务前途,日趋严重,有从速筹划救济之必要。’”财政部的训令中还说:“近奉委座鱼代电,以川区增产,久而无功,饬即详查实情,严切督族,多访专家,共筹补救……。昨据该局(川康盐务管理局——笔者注)呈报,调查富荣场尚有可以开发之黑卤、黄卤旧井四百余口,拟由公家大量贷款开发,请予转咨四行联合办事处透支一千万元,作为贷款之用……川盐增产与赶运济销,相需至殷,自战事进入第二期以来,川盐外运,与接济湘鄂民食,关系日益密切。本部近定二十九年度工作计划,所列川盐每期应运本区、外区数额约占全国现辖各区总运额百分之四十四,其重要性尤为显著,惟查二十七、二十八两年,川盐实运湘鄂陕等区之数,仅共三百万担之谱,而此两年川盐增产,实亦只有此数,是运数不振,自以增产未有起色为根本原因,现在湘鄂黔所销川区富荣场引盐,自二十八年九月以后,即系于该场每月应运本销、外销引盐额,共三百三十傤之内分别配运,在二十八年秋末冬初,虽曾因天旱水枯,多所短运,然自二十八年十二月以后,经将井邓段运输不分水陆,极力改进,本年第一期富荣盐场运出傤数,尚较定额有盈无绌,足见今后川盐,应如何大量供给各地民食,完成其战时特要之使命,实以增产能否奏效为主要关键。” 川康盐务管理局得此指令之后,严令富荣东西两场场长:“责任所在,无可诿卸,务须设法,照额产足,不得短少,否则必呈报部局严予处分。”[4]
    自抗战开始至1940年,财政部及财政部盐务总局均不停的向川康盐务管理局发出增产的密令(为加强对川康区盐业的管理,四川盐务管理局于1939年2月1日改组为川康盐务管理局),从迭次的电报催促中,我们不难想见,抗战期间前后方军需民食之盐皆极为匮乏,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唯后方的四川各场尚有此能力解决,而四川各场又首推富荣盐场,因此,富荣盐场在国难当头的情形下,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增产赶运的历史重任。
二、增产之不利因素与影响
    奉令增产赶运的富荣盐场,虽然有川康盐务管理局的贷款扶持等措施支持,但由于诸多因素所致,使盐场的增产赶运工作一度陷入困境。根据川康盐务管理局编著之《抗战前后川盐产运销情形及增产之展望》,[5-1]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价变动之影响:自抗战发动后,物价节节上涨,对于川盐增产,影响极大。以产场言,井灶所需钢绳、卤筒、五金材料、木料、铁、米、麻豆、灰、烟等项价格增加,自数倍至十倍不止,甚至有一月数增之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往往灶户所报之价,等到批准时,已相差悬殊,于是不得不请求追加,往返请求,稽迟时日。在请求上级批准的往返过程中,由于价格未定,灶户就不能向运商结帐,帐既不结,即无款可进,灶户资本有限,长此下去,都感受到经济运转不灵之苦。虽然经川康盐务管理局贷款扶助,使生产得以维持。但实际上仍然不免受子金等之亏损,而商人鉴于其他物价无止境的上涨,对于得利有限的盐业,只得报以观望不前的态度。川康盐务管理局为鼓励增产,一方面对于成本、比照物价予以核加,一方面在盐商既得利益上予以优惠,以使盐商安其业。但是由于盐价不停地增涨,于是囤积操纵之弊随之而生,销岸因此也不得安宁。推究其源头,皆受物价影响。川康盐务管理局对于盐价虽竭尽所能,设法平抑,然在物价未能完全统制之前,盐价亦难单独稳定,平价前途,困难尤多。盐价因有统制效力的约束,虽已见涨,也不过一二倍而已,与其他物价之涨至数倍乃至十余倍者实有天壤之别,所以深受其害的还是盐业生产者。
    (二)因人口流动支配盐斤而带来的困难:旧时楚岸配盐,均以人口为根据,已往人口流动性小,故能供求相应,而价格也较为稳定。自抗战后,前方人口大量后移,不但迁徙不定,流动性甚大,且络绎而至。人口既增,需盐量自然增加。但人口究竟增加若干,以及某时移至某处者若干,均无确实统计,以致增配盐额十分困难。譬如,当时重庆市就因添加人口而增配盐傤,而江津等地同时又以渝疏散至津人口较多,亦请增配盐傤,所以增加人口而增配盐傤一事,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批囤积居奇的奸商。而川盐每年所增产量不过二百余万担,既需外运济销,复须顾及票计,真可谓勉为其难。虽经川康盐务管理局察酌岸情,随时酌盈济虚,但因取缔较严,意图谋取非法利益者便藉词分别攻讦川康盐务管理局,致使该局疲于应付,虚耗时间于公牍往返之中,影响正常工作。
    (三)环境及天然之困难情形:富荣盐场最初增产三百万担,嗣后减为二百万担,而始终无法产足定额的原因,重要是受环境及天然之困难所限制。
    甲、属于环境困难者:(1)富荣盐场在战前是实施的节产政策,而战后政策却是相反,因此所有办法,均须因时制宜,分别改善,但在改善的过程中,却难免造成窒碍。(2)商人鉴于济楚失败的前车之鉴,对于增产赶运,报观望怀疑的态度。川康盐务管理局为安定商心,迭次请求明确制定保障销岸办法,嗣后经核准划定鄂西各县于战事结束后三年内,专销川盐并由公家设法销纳卤水,商人的情绪才得以稍微安定,开始认真淘井。但在其观望期间,对于增产的影响甚大。(3)抗战后交通不便,所有井灶所需材料,购运艰难,以致影响卤水推汲工作。经川康盐务管理局努力催请,盐务总局运输处加紧赶运,使铁皮运到一部分,暂时可以维持现状。但锅炉所需材料,却不能及时运到,使盐场上的一部分已坏锅炉,无法掉换,即使修补也深感困难。故起推之井虽已增多,因锅炉损坏,不敢过分推汲,卤水仍难大量增产。(4)富荣盐场在增产之前每月约需煤炭三万包左右,增产后如起复之井全部起推,炭花灶全部起煎,每月约需煤十二万包至十四万包。威远、荣县两地之煤本可供给无缺,因交通不便,虽竭力修筑道路,也仅能运出六、七万包,所以不得不向隆昌、五通桥等处购煤,以资补充。但因运输工具缺乏,每月仅能运到二、三万包,如果卤水大量增产后,燃料问题将更加严重。(5)空袭警报。由于警报频传,各井灶按照规定,须于警报发出后停止工作,以致虚耗时间过多,影响产量。
    乙、属于天然之困难者:(1)淘凿卤井,系用土法(在此非常时期,因人力财力物力均不许可,不能改用新法),耗时最多的在二、三年以上,而井见功与否,尚无确切把握。虽经川康盐务管理局督饬商人淘凿卤井,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不可预见性太大。(2)现推卤井于增产后尽量推汲,所增数量有限,且因锅炉损坏及走崖落难,时常修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推卤的进行。(3)富荣盐场产量最丰,咸量最重的,首推盐岩井,自增产后,产量虽有增加,但咸量却较以前约减百分之二十八。故卤量虽多,而盐产不能成比例的增加,皆因咸量减淡,所耗燃料及所需煎制时间也大为增加。(4)盐岩井须先以白水灌渡井内,再行汲出,始成卤水,而锅炉需用白水亦多,但却苦于水源有限,以致盐岩井及锅炉用水缺乏,卤量也因此锐减。(5)富荣盐场多系用牛推水,但由于时常发生牛瘟,以致于用牛推汲的井,有被迫改用人力的,更有被迫停推的。川康盐务管理局为谋补救起见,一方面推行注射预防针,一方面拟订牛只保险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
三、富荣盐场增加产量的计划与措施
    为达增产赶运之目的,川康盐务管理局曾规定东场每日产盐十傤,西场每日产盐五傤,但实际产量与规定之数相差甚巨。而湘鄂黔等处却又需盐孔急,票盐销售亦旺,因此造成极大的缺额,使有关当局难以应付。在如此日迫一日的紧逼之下,富荣盐场增产的有关计划与措施相继出台。
    (一)制订《富荣盐场奖励场商改良产制暂行办法》:川康盐务管理局为改良产制,减轻成本,奖励集团生产,节省燃料材料起见,订立《富荣盐场奖励场商改良产制暂行办法》。[6]该《办法》于1942年7月19日经盐务总局核准颁布施行。《办法》共有十一条,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改良产制的设备,暂以以下几项事业为范围:建设晒卤台、建设平锅、建设塔炉灶、废汽制盐、真空管制盐、推卤设备之改良、其他改良产制事业。
    第二、凡现营灶商,有愿从事前条所列改良产制事业之一者,应将设厂地点、投资数目、股东人数、经理姓名、生产能力开具详表,连同营业计划书,呈由该管场署转呈川康盐务管理局立案。
    第三、为奖励改良产制起见,对于从事改良产制企业的产卤、产盐成本,准予暂照同时期核定东西两场原有之盐岩卤、黄黑卤卤价及火炭盐盐价比例计算,其因节省燃料材料比较旧井旧灶多得之利润,以百分之五十暂作为盐商的弥补,因改良产制,增加设备之费用或折旧以百分之二十五作为特别奖励,发给原商,并准其享利五年,至十五年,以百分之五作为奖励职工之用,以百分之二十在盐卤价内核减,作为食户之利益。
    第四、井灶商额外增加之资本,俟全部收回后,其产制之盐卤即按实需成本核计售价,前条所定弥补盐商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应归于食户,对于其中规定的特别奖励的百分之二十五,俟满期后亦照此办理,以符节本裕民之原旨。
    第五、凡现煎炭花灶火花灶,有愿意改良者,准其联合若干家,各按原有产额凑集股本、设备,建筑此项改建之灶,将来如遇供过于求,须节产时,得声请保留,但有特案规定者不在此列。
    第六、在奖励产制办法未颁布以前,已从事前列改良产制事业之一者,得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核准,按规定的奖励办法办理,但有特案规定者,不在此列。
    第七、凡从事改良产制事业,对于设备及技术方面应受盐务总局技术处及川康盐务管理局的指导。
    第八、凡从事改良产制事业,对于设备、材料之购入得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援助,只是一切费用均有从业者自行负担。
    (二)富荣盐场盐井废弃蒸汽采用电力计划:1940年12月8日,富荣东场公署还制订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计划,就是在原有的利用废弃蒸汽开采卤水的盐井上,利用电力机车汲卤,进而提高卤水产量。该计划根据东西场盐岩井、黑卤井、黄卤井的情形,分析对比了采用电力推汲后的效果。[7]
    (1)盐岩井情形:现推共二十三眼全用蒸汽机车推汲,井深三千呎,汲筒重八百磅。钢绳二圈半,每圈重八百磅,合计二千磅,蒸汽机车上升一次最多可汲三担半卤,每担重四百磅,合计一千四百磅。上升时间约需二分半。而假定机车效率为百分之八十,则改用电力时每盐岩井所需马力约为一百九十余或略为二百,就二十三井而论,所需马力总数约为四千六百匹。
    (2)黑卤井情形:东场现推共二十眼,使用蒸汽机车者九眼。西场现推共五十四眼,使用蒸汽机车者三十一眼,井深三千呎,汲筒重七百磅。钢绳二圈半,每圈重八百磅,合计二千磅,蒸汽机车上升一次最多可汲二担半卤,每担重四百磅,合计一千磅。上升时间约需二分半。而假定机车效率为百分之八十,则改用电力时每黑卤井所需马力约为一百七十,就四十眼而论,所需马力总数约为六千八百匹。
    (3)黄卤井情形:东场现推共六眼,全用牛车推汲。西场现推共三十五眼,使用蒸汽机车者一眼,其余皆系牛车推汲。汲筒重七百磅。钢绳一圈半,每圈重八百磅,合计一千二百磅,蒸汽机车上升一次最多可汲二担卤,每担重三百五十磅,合计七百磅。上升时间约需二分。而假定机车之效率为百分之八十,则改用电力时每黄卤井所需马力约为一百,就二十眼而论,所需马力总数约为二千匹。
因此,假设盐岩井、黑卤井、黄卤井按照指定眼数改用电力推汲,则所需马力总数共约为一万三千四百K.W.。为治本计,须设立一万K.W.电厂,以供给此种动力。电厂采用蒸汽发动式,而以天然瓦斯为燃料,可采用瓦斯发动式,亦无不可。但为经济起见,当以选择前者为妥善。为治标计,须利用自贡电厂之电,以为盐井废弃蒸汽改用电力之试验,试验成功后再作治本打算。
    (三)富荣盐场改良产制之计划与措施:1940年7月12日《大公报》刊载了《川盐增产问题》一文,对盐务当局的增产计划与措施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建议意见。财政部责令川康盐务管理局对其中涉及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该局就开发盐岩溶注白水,购置锅炉改用电推开采煤炭,从速核价各节等问题做出了答复[8]:
    一是开发岩层溶注白水:查大文堡岩层中心区,因开发已久,半数卤井咸量均已减轻,不如来龙坳、扇子坝等处岩层丰富,卤汁浓厚,如白水灌注过多,则盐岩溶化不及,咸量必更减轻。此在增产后有事实足资证明,所谓“坑之上部当有盐岩层存在,因白水少未能溶化”一节,不过理想之词。至扇子坝等处停废盐岩井,现在从事淘办中者,约计十余井,均在进行中。 
    二是购置锅炉及改用电推:各机车卤井锅炉破旧,时有耽延,确属事实,川康盐务管理局为避免危险起见,曾迭令技术员随时前赴各井,检查指导,遇有破坏,立于修理,并先后在渝购买钢板,向中央工业实验所定制锅炉七套。此外各商自行向省内外订购者,不下二十余套,如完全运到,则可以换下一部分破旧锅炉,从事修理,并以一部分安设淘办见功之井,俾得增加卤量。至改用电推一节,川康盐务管理局曾迭向部局建议,但以富荣盐场机车卤井汲卤,需要动力计算,非有一万瓦特电机不足供用,现自贡电力厂安设电机仅五百瓦特,力量相差甚远,自不合用,似仍应请财政部转商经济部,就前方运回之电机择其动力较大,足供富荣盐场推卤之用者,拨交一部以便改用电力推汲。
    (四)改良生产技术:改良生产,关系技术问题,而原来聘请的技术委员会委员均为兼职,经常往来井渝之间,对技术上的指导有限。因此,促成了川康盐务管理局技术室的成立,使改良生产方面有专人负责办理,以做到事权统一,改良技术的推动自然较前容易。综合看来,为增产赶运所做的技术改良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枝条晒卤架浓卤技术的运用:由于黄卤鹾质较黑卤为低,在煤价甚昂供给不敷之际,如果对黄卤不加以处理,直接煎制,所费自然太多。因此,利用枝条晒卤架方法,将各井所产淡卤及黄卤,经过枝条架吹晒浓缩鹾质后,再分配各灶煎烧,以节燃料而省人工。枝条架始于德国,首先由意大利采用,而我国的久大公司及乐山盐场已经采用,成效显著。枝条架晒卤台由枝条架、楻桶、卤池等组成,枝条架面积约4000平方尺,分为左右两翼,成为人字形。架上有卤槽,置楻桶,连接输卤管道,卤水通过枧道注入楻桶,又经楻桶流入卤槽,经卤槽孔流在枝条叶上。这样,卤水由枝条叶滴下,任风吹日晒,水分被蒸发,最后滴入架下的卤池中。据测算,枝条架晒卤台每分钟蒸发的水分平均在40公斤左右,不但如此,它还能起到净化卤水的作用。正因为枝条晒卤架在浓缩卤水上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使煎盐所费燃料减少,成本降低,灶商得蒙其利,所以得到了普遍地推广。[9]
    2、塔炉灶的使用:旧时“灶商煎盐之锅灶,方法陈旧,相沿未改,就现状言,灶之排列,锅之形式,烟道之疏通,均有迅谋改善之必要。”[10]为此,川康盐务管理局曾要求各场仿建塔炉灶,但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因塔炉灶仅较优于炭花灶,以与火盐相较,其成本及盐质均有研究之必要;其二近来两场炭花盐成本过高,推销为难,此项炭花旧灶,应尽量减少,以适供需。由于塔炉灶与旧灶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主要是在煤耗上较旧灶为低,而在产盐量上却较旧灶为高。根据研究,其盐煤比例分别是:旧灶1:1.785,而塔炉灶是1:1.303,与旧灶相较,塔炉灶省煤27%,而产盐量却提高17%。所以,这种灶最终得以推广使用。[11]
    (3)平锅制盐的使用:内迁自贡的久大公司在张家坝开办制盐厂,用平底锅制盐,不仅煤铁可省,即盐质亦更加净白,因此平锅制盐代替圆锅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平锅灶亦以煤炭和天然气为燃料,其基本灶型与炭灶、火灶大体相同,只不过灶膛大些,炉桥加长,火灶由一个火头,改为有规则地排列着数个或数十个火头。初始的平锅仅烧一口锅,浓缩、净化、煎煮卤水都在一平锅内进行,影响了盐质。后来,分置了温锅、洗盐锅和结晶锅,利用水位差,把三口锅梯级地设置在一起,灶型由方形变为长条形,火膛加长。因为平锅受热面积大,成盐多,所以比一般灶型都实用。[12]
    (4)真空制盐的尝试:富荣盐场真空制盐的创始人为肖家干,此人曾留学欧美,考察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制盐新工艺。回国后他在富荣盐场实验“灶用制盐真空机”,试图利用它来减少真空罐内的压力,使之成真空,从而增加蒸发效率,在低压状态下,进行低温真空制盐。1941年12月31日,肖家干首先在富荣盐场宏源公司开始实验,在采用坤洋井的黄卤未获成功的情况下,改用正德井的黑卤试制,产盐2295斤,耗煤1800斤,平均成盐一斤,实耗煤八两,比敞锅节省燃料50%以上。经化验,盐质含氯化钠95.07%、水分3.83%、杂质1.1%,比当时的火炭花盐的盐质还好。这样,真空制盐实验获得了成盐迅速、节省燃料、减少人工、盐质甚好的效果。[13]真空制盐实验的成功,使井盐的制盐技术进入了真空制盐的新阶段。但这种还相当原始的真空制盐技术,受到当时诸多条件的限制,并未能在井盐生产中得到推广。
四、改进运销之计划与措施
    盐业增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济销各岸,而增产赶运之初,富荣盐场两场放盐之数,1938年共为437万担,1939年1月至10月放运数,共为426万担,较之1938年所差无多,如果加上1939年11、12两月放运数,当可超越1938年,但就川康区各场1939年放运进度而言,第一期中,较限额增加260,514担,第二期却较限额短运462,777担,第三期亦短运580,771担。[14]短运原因,据川康盐务管理局称,一是因为黔边永岸销商借口核价不足,存盐过多,不肯多提,而销商拖欠盐价数十万元,以致运商之盐,存岸过多,商本搁压不肯多运,近因需要激增,岸口存盐,提拨骤罄,致又形成盐缺之象。二是因为水道枯干,船运困难,致赶运济销工作未能如愿。因此,增产之后改良运道又成为了管理当局的当务之急。
    (一)改良运道:由于自贡盐场所需之煤炭要从威远河运来,而所产之盐又需从釜溪河运出,所以,如果两条河流的运力不能提高,就会对整个增产赶运计划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川康盐务管理局对两条河流的运道问题十分重视,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改进。
    1、从自流井至邓井关河长仅七十公里,因河床陡流量枯,盐运迟缓,往返一次需时达七星期之久,每届冬令水干,且须盘滩过坳,运费高昂,1940年为适应增产赶运,乃开始建设船闸,在金子凼、沿滩、邓井关三处各建船闸一座,蓄水行船,闸成全河分为三段,每段水深增加,无论洪水枯水运输皆便利,往返一次仅需时一星期,运量较前增大五倍,全部工程费时十九个月,用款一千三百八十万元,以当时物价估计,每年可省运费约三千八百万元。
    2、威远河自铺子湾至牛角沱计六十公里,为威煤运济自贡之孔道,亦以坡陡水激,船运困难,其间两河口、鸭子滩、廖家堰、高硐四处每年均须筑沙堰一道,蓄水行船,洪水期至即冲毁无遗,全年运煤不过十二万五千吨,运少费昂。乃于1941年开始在高硐、廖家堰、河墩子、鸭子滩、破滩口、罗家坝、雷家凼建船闸七座,以石堰两扇构成一闸,每闸容船五十艘,费用约在七千万元至八千万元之间,完工后全河通行无阻,每年可省煤之运费一万万元,运煤量可增大二倍有奇。
此外,添置盐煤船只、增加运费、修筑道路、订购板车、修筑轻便铁路等措施也相继进行。
    (二)官运之议:有关机构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运盐至湘西,每担可售三十余元,除购盐成本、运费、保险费、捐税及杂支等费外,可获净利八九元之多,运盐一傤,即可获净利九千余元。为确保增产盐斤能够顺利运抵济销之地,当局拟定了官收官运的原则,这项改革如能彻底实行,必然能够涤除积弊。但由于利之所在,运商把持甚牢,事前若无准备,骤言官运或招商代运,则运商会消极抵制,袖手旁观,推行官运甚有困难,政府即使有船只,若无得力之人运送,所谓官运亦成问题。因此,调查机构对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以便官运的顺利推进,
    其一:要采行新制,首先需要训练新人,仿所得税训练班办法,招考大学及中学生,加以训练,以充办理盐运人材。现各运盐船只,政府有权统制,如果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便可不仰赖旧运商,这一点为采行官运之先决条件。
    其二:整个骤改官运,事实上既有困难。在此之际,政府似可择一二处,试办官运,以观成效。例如从纳溪至叙永,公路即将完成,管理局添置木炭车数部,即可进行官运,行之有效,逐渐推广,运商岸制,无形打破,同时运商亦不能有所藉口,消极抵抗。[15]
    (三)保障销路:保障销路,即为岸制,井商淘井增产,要保障销路,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使增产赶运计划得以实现。而国民党政府又有决意废除岸制之念,一旦提出保障销路,又恐为将来改革岸制增添困难。因此提出了一个办法,只对淘井增产之井商予以经济扶助,使其能有资力进行政府渴求的增产赶运计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肯让政府蒙受贷款的损失,也不能给以固定销岸之保障(这一点使富荣盐场的盐商们在抗战结束后尝到了真正的苦头)。在平时的盐斤运销过程中,盐到销岸,即由销商分运。盐务机关对于场价及运费,均有核定之权,而销商分运后,其售价如何,则盐务机关无权过问。因为在平时交通无阻的情况下,价格本身即能调剂盈虚。但在战时,产量既不甚丰,交通工具又感缺乏,因此销商从中操纵,索价远逾所需成本之外。为确保不出现哄抬盐价的混乱情况出现,由岸上盐务机关对销商发给运盐联单,注明销地及盐斤数量,不得中途抬价改销,违者严加处罚。并由销岸省府,查明销商购入价格,再参酌其达到运往目的地所需运费,规定价格,由县政府牌示,违者严加取缔,以免销商任意叫价之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从而获取暴利的企图。[16]
五、富荣盐场在增产赶运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海盐运道阻断,致使湖南、湖北等省军民面临“淡食之苦”,而且还带来了盐价暴涨的紧张局面。在此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日本人和投降派就此问题上大做文章——断了海盐来路,看中国人不战自亡!因此,为了安定人心和鼓舞士气,中国内陆丰富的井盐就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了挽救危局的重任,特别是四川极为丰富的井盐更是责无旁贷。[17]“川省增产,纯赖富荣东西两场”。[18]川盐奉令增产盐斤,济销鄂湘各岸后,川康盐务管理局立即筹备,积极进行,而首当其冲的富荣盐场得以大量起复旧井,开凿新井,增设盐灶,改进技术,整个盐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增产赶运期间,整个富荣盐场再次获得了发展良机,使古老的盐场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出现令人振奋的繁荣局面。“自抗战开始,芦盐被浸,两淮沦陷,自流井在盐务的地位上,便更形重要起来。许多省外的实业家,都想在此地来投资和从事开发,如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的迁川,现在已经在自流井建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精盐厂。”[19]
    抗战八年期间,富荣盐场年均产量24万多吨,盐税更是占全川盐税收入的80%以上。1937年,富荣盐场的盐产量为16.4万吨,1938年便增至22.8万吨,1939年再次增加,达到25.2万吨,1940年为25.9万吨,1941年更是创造了解放前盐产量的最高记录,高达26.3万吨,此后有所下降,1942年为23.4万吨,1943年则是整个增产赶运期间的最低,仅为22.6万吨,1944年有所增加,达到了24.2万吨,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则只有22.9万吨。[20]
    富荣盐场在整个增产赶运期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获得的繁荣与兴盛,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例子里窥见一斑:两次到自贡市组织献金救国运动的冯玉祥将军在他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自贡市是块小地方,只有十个乡镇,二十二万人口,但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21]而在1941年到自贡采访的一群记者眼中,“那些竖立在天幕里的天车和四通八达棋盘密布的枧道,会使你头昏眼花。” [22]足见当时的富荣盐场是何等的发达与繁盛。
    但富荣盐场在增产赶运期间所做出的贡献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在整个盐场繁荣的背后,其实是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的。关于这一点,1944年到自贡组织献金救国运动的冯玉祥将军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就曾说过,“事实上,这里最重要的盐的生产,并非一帆风顺,盐商盐工都陷在困难之中,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原料缺乏(如钢绳),而盐的价格受着严格的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以外,每人每月工资仅二千余元,只够买一老斗米,即以一家三口计算,也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23]

    注释:
[1]竺可桢:《四川自流井盐矿》,1919年4月《科学》杂志第2卷第四期。
[2]刘克林:《今日自贡盐场》1948年1月15日《大公报》第二版。
[3][4][7][18]自贡市档案馆3-5-31。
[5]自贡市档案馆资料“盐业类”第254号。
[6]自贡市档案馆6-1-211。
[8]自贡市档案馆3-5-33。
[9][11][12]林元雄等:《中国井盐科技史》1987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0][15][16]尹任先、李锐《增产及改善运销意见》,自贡市档案馆3-5-31。
[13]自贡市档案馆3-5-747。
[14]曾仰丰:《自贡盐产简述及其展望》1944年4月,自贡市档案馆资料“盐业”第250号。
[17] 2005年1月18日,受自贡市人民政府邀请莅市参观访问的孙建三先生(其父孙明经先生曾于
1938年4月赶赴自贡,进行了长达70天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拍摄宣传自贡盐业生产的电影和照片。孙明经在自贡期间受到时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的热情接待)在谈到抗战时期自贡的盐业生产时,曾讲到两个很有趣的问题:一是在长沙战役之前,由于没有食盐,士兵们浑身无力,而就在决战前夕,自贡的盐运到了,进而使饱受淡食之苦的军人们得以恢复体力,因而鼓舞了士兵的斗志,在随后的战斗中一举获胜。后来在庆功的时候,薛岳就曾说“长沙大捷,首功在自贡”。二是1938年孙明经先生来自贡的时候,时任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曾给他讲过,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正在完成财政部下达的一个任务,那就是筹集款项,给国共合作后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饷。孙建三先生在谈到这两个问题时认为,这两个问题可能在档案中会有一定的记载,如果能从档案中得到了证实,那么自贡对于抗战胜利和国共合作的成功都是有极大的贡献的,甚至可以说是彪炳史册的。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孙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但至少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和考虑的问题。
[19]吴雪:《四川第一大盐场——自流井》1938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
[20]《自贡市志》第十篇“盐业”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
[21][23]、《自贡市献金分会纪念专刊》,自贡市档案馆41-1-361。
[22]丁平:《自贡之行》1941年11月《国民公报》。 

编辑: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